“小记者”助推包产到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殷俊/北京报道

　　“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

　　1978年初的一天,一辆苏式吉姆车驶入了安徽定远的一个村庄。车上下来几个穿军大衣的人。偶尔有村民看到他们,也没有太多注意,也许以为只是县里来检查工作的。没有人知道,这其中就有省里的“一把手”万里。

　　自然,更没有人知道,在万里旁边,站着一名新华社派驻安徽的“小记者”张广友。

　　走进村庄,万里的眉头越皱越紧。“当时看到的可以说吃的不是粮食,穿的不像衣服,住的不算房子。吃的是地瓜和萝卜秧子熬的粥,大冬天一家人也许只有一条棉裤,住的房子甚至家具都是泥土坯的。”

　　20年后,已经从新华社退休的张广友回忆说,万里的眉头皱紧的同时,他的心也在揪起来。“当时万里问农民有什么要求,不少农民都说:希望吃饱肚子。我就想起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张广友当时还没想到,从那天开始,在场者的命运,从万里、农民到他自己,都与一种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制度转折联系在了一起。

　　要对得起农民兄弟

　　张广友是在跑铁道口时认识时任铁道部长万里的,更准确地说,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彼此熟悉起来的。“他开始只是觉得我这个人有想法,敢说真话,后来对我说:你对农村挺了解的啊。他不知道我就是学农业经济出身的呢。”张广友说。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很快就向新华社总社提出调张广友去安徽分社。经过万里多次促请,张广友去了安徽,名义是“新华社常驻安徽特派记者”,工作关系却还留在北京。去了安徽之后,省委领导也好几次想给他安排职务,都被他谢绝了。

　　“正因为我不当官,才给万里贡献了个吴象!”张广友回忆,一次万里要让张广友当《安徽日报》的领导,又被他拒绝了。万里开玩笑说:“你舍不得老婆,就给我找个别人来。”张广友想到了去大寨采访时认识的吴象,当时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和山西省委意见不同正被批斗。他向万里推荐了吴象,万里找胡耀邦要了来,还是当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后吴象就成为万里搞农村改革的另一得力助手,后来又和张广友一起跟着万里到了国家农委。

　　这个对领导的好意总是不领情的“小记者”,对于万里给他的工作——充当耳目和鼓手—— 却非常积极。在两年时间里,他跑遍了淮北到皖南的几百个村子,写出了100多篇反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部或公开报道,以致万里曾说:“张广友搞包产到户比我还积极!”

　　“我是记者嘛,就是要讲真话,而且要尽量全讲真话。”

　　安徽是农业大省,但却长期难以粮食自给。正因为穷,所以对于农村改革,农民的朴素心声还是“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张广友回忆说,1977年底安徽省委的“六条”(《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出台,提出鼓励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他们到下面去调研,只要是宣讲“六条”的会,农民都积极得不得了,有时候讲完了下面还喊:“再多念几遍!”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广友的《安徽大步赶上来》,最早公开报道了安徽省委农村政策“六条”的内容,一个月后又配评论发表了他和刘中棠合写的长篇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安徽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

　　这两篇报道出来后,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但是万里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是在这个时候,安徽不少地方开始自发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当时不少村子都在搞包产,但都是偷偷地搞,干部都装不知道。但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高的估计就是搞了的。”张广友说。

　　三年灾害中的“包产到户”

　　张广友关心农民粮食问题,自有多年心结。

　　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和成千上万的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担。他所去的是山东省问题最严重的惠民县。

　　和许多地方一样,惠民县的基层干部在死亡的威胁下,偷偷开始了包产到户。喜欢到处调查的张广友很快发现了这个现象。刚开始他对这种做法也有疑虑,但是农民极其困难的处境和朴实的愿望说服了他。

　　带着“记者就要说真话”的想法,张广友写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篇内参:《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和调查》。在这篇报道中,他实事求是地说:“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发自内心的呼声:“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

　　这篇文章得到了新华社领导的重视,准备发在《内部参考》上,但是在往上送的时候却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张广友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也是预想得到的,他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检讨轻松过关了,惠民县以及李家店村的干部群众却受到了很大牵连,不仅相关人受到处分,包产到户也被勒令停止。

　　因为这篇内参,张广友此后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拎出来批判。因此当1977年万里邀请他去安徽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北京的氛围刚刚好起来,不舍得离开家庭和事业。另一方面,也不想谢绝万里的好意,但又怕去了帮倒忙。对惠民县父老的愧疚之情,最终使他接受了邀请。

　　“当初连累了山东的干部和农民,现在形势变了,要对得起安徽的农民兄弟。”在安徽做采访报道的时候,张广友始终没有放下过这个念头。

　　要吃米 找万里

　　1979年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张广友和陆子修写的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这篇6000多字的调查报告是报刊上首次公开报道“大包干”。3月7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张广友写的评述性文章《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这两篇文章成为农村改革最早的舆论号角。

　　几乎与此同时,万里也在安徽省委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尝试,很快这一改革措施就在江淮大地上迅速推广开来,而其好处也在这一年安徽的粮食产量增长上有了表现。“要吃米,找万里”,这句简短朴实的民谣不胫而走。

　　包产到户这一深受农民拥护的改革措施,在当时的中央却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批判这是“小恩小惠”、“复辟资本主义”。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许多省的代表对安徽的改革群起攻之,农委的领导也站在反对者一边。

　　会后农委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两期发表文章抨击安徽的“包产到户”。只是有意思的是,文章发出来的时候,农委的领导人已经换成了万里。

　　张广友回忆说:“我把批判文章拿给万里看,万里说你们写个不点名批评的,到《安徽日报》去发表。我和吴象写了一篇,拿到安徽日报去,结果新的安徽省委负责人却不同意发。没办法又拿回北京,还好人民日报的领导看了说好。”

　　这篇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再次掀起了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而此时的张广友,暂时离开了记者岗位,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当了一名研究员。受万里的委托,他再次回到安徽进行调研。

　　“当时的情况是,农民都说大包干好,但是省里的新领导说不好,市县的干部也就都说不好,但是基层的许多干部就偷偷说,不这么搞肯定不行,但是搞了又怕受批判。”张广友回忆说,到一个村子调研时,见到之前认识的一个村干部,告诉他说,“一年前念‘六条’,心里热乎乎的;现在念新文件,心里冷飕飕的。还好能看到你们的文章”。

　　张广友和吴象在安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之后,连续写了8篇共22000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日刊出。就在最后一篇刊登出来的第二天,邓小平站出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改革。

　　“当时心里那个高兴啊,当时也没‘第二次解放’这个说法,感觉就是农民终于有出路了。”张广友说,“我自己能亲身经历这个大变革,也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