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1992年的大户室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殷俊/上海报道

　　前半生牢狱,后半生商海

　　如果不起身走动,很难看出刘文忠是个残疾人,即使走路的时候他的身手也显得比许多同龄人还要敏捷——“一半是在牢里锻炼的,一半是后来做生意练出来的。”

　　只有满头的白发透露出他真实的年龄,“20多年前就有人说我50岁了,往好处说,这30年我没怎么变老。”他说。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刘文忠身后的电脑一直开着,他时不时回过头,打开实时股市软件看一下。“你看,又跌了吧。”他说。

　　“我现在炒股就是消遣一下,不当真的。”此时他背后的电脑屏幕上正闪烁着绿线。

　　“货真价实”的大户

　　毫无疑问,刘文忠是有一定的资历来评论股市的。在许多国人还不知股票为何物的时候,他已经是上海滩的“大户”了。

　　“我那个‘大户’可是货真价实的,属于官方认定的。”他开玩笑说,“没几十万你是进不了‘大户室’的。”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脑、手机,都得等在交易所,要操作了还得在窗口排队。”他回忆说,“而我们都在大户室里,有沙发,有茶喝,有专门的人替你操作,舒服得很。”

　　身为“大户”,自然不仅仅是舒服而已。在1992年,“炒股”不仅意味着有钱,而且意味着时尚、前卫、精明以及美好的前景。

　　1991年,中国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这时的刘文忠还是深圳市场上赫赫有名的“马海毛大王”。忙于生意,他并没有卷入深圳最早的炒股热中。

　　这一年年底,刘文忠从深圳回到上海,正赶上上海增发新股,并且采用先发认购证再凭认购证摇号认购股票的方式。“想起在深圳的时候错过了购买股票,丧失了赚大钱的机会,于是拿出6000元去卖认购证,结果到柜台前又犹豫起来”,最后买了1500元50张。

　　他回忆说,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犹豫,“可能对股票还是有点担心。”

　　心存疑虑和观望的并不仅仅是刘文忠一个人,为了缓解新股发行可能带来的抢购,有关部门采取了发行认购证的方法,而且大力宣传“股市未必挣钱”,结果大大降低了股市的“温度”,一度要靠银行有奖促销认购证。

　　但是认购的冷淡行情却提高了认购证的中签率,随着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上海股市也跟着火热起来。到4、5月份的时候,原来30元的认购证涨到了200多元,许多人单凭认购证就挣了一大笔钱。刘文忠再次后悔错过了好机会。

　　“两年没做什么大生意了,手也痒痒了。而且当时觉得做股市似乎是‘接受新事物’,显得自己有思想。”于是他拿出积蓄投入股市,成了上海股市最早的一批“大户”。

　　刘文忠刚当上“大户”的时候,也正是中国股市最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是愁价格不高,而是愁卖不出去,因为排队交易的人太多了。”为此各家证券营业部还在文化广场设立了“股票大集市”。

　　相比之下,可以轻松交易的大户们当然更沉溺于牛市当中。更重要的是,大户可以透支操作,而且随着股市不断走高,透支的口子也越来越大,于是刘文忠和“大户”伙伴们把越来越多的钱投进了股市。

　　在1992年,股市炙手可热。就在这一年8月10日,深圳发生了“8·10事件”,因为股民怀疑股票签购表的发行存在缺陷和舞弊行为,引发了社会动荡。

　　但是盛极必衰,中国股市很快就进入了“熊市”。在“8·10”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还是1000多点,到了当年11月就跌到了400点以下,降幅达60%。

　　而个股的震荡更加厉害。“当时还不懂熊市这个词呢,反正就看到股票嗖嗖地往下掉。记得10月5号那天延中股份还涨到了42元,第二天就一下子跌到了20元不到。当时也没有涨停跌停这一说,所以涨也涨得疯,跌也跌得疯。多少人一天就破产了。” 回忆往事,刘文忠还心有余悸。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大户室里12个人,除了一个人有当股评家的姐夫,没有冲昏头脑,其他人都是赔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基本上都是80年代末辛辛苦苦挣了第一桶金,结果都赔在这里了。我记得有一对在日本打工十年的夫妇,把全部积蓄都赔了,他们就哭着对我说:‘刘老板,你还可以从头再来,你不知道我们在日本过的什么日子啊。’”

　　“还是实实在在做生意能挣钱”

　　不光是这些“大户”,这次前所未有的股市震荡更波及了众多股民。刘文忠回忆说,当时上海还有股民去市政府请愿,“也是希望政府出来救市,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股民不能让老百姓亏钱。”而刘文忠自己却要坦然得多,“做生意哪有没风险的?”他说这次惨败给他的教训就是:还是实实在在做生意才能挣钱。

　　对于自己在大户室里赔了多少钱,刘文忠不愿意详述,只说自己的第一桶金“被拦腰砍了一半”。

　　回忆起往事,刘文忠觉得“上海人还是精明反被精明误,好日子过久了,不能吃苦做生意,比不上潮州人和温州人”。但是他自己略有不同,“‘文革’时那样的苦我都吃过”。

　　1966年11月26日,“文革”刚刚开始几个月,刘文忠因为帮其三哥刘文辉寄发反对“文革”“十六条”的传单而一同被捕。其后不久,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枪决,而刘文忠则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直到1979年释放出狱,并于1982年得到正式平反。

　　出狱以后,刘文忠回到原单位“上海远光电器厂”,这是一个国营大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效益很好。因为在工友中有威望,他还多次被选为工会副主席。按说生活已经走上了正轨,可是改革开放的激流扰动了刘文忠不安分的心,而国营老厂的改革又让他不甚满意。于是在1986年,在深圳的三姐的鼓励下,他离开单位,开始“跑单帮”。

　　第一次“跑单帮”,刘文忠在亲友中四处告贷,凑了4000元钱,到广州进了一批塑料打火机,运回上海贩卖,结果挣了一倍的利润,可谓初战告捷。

　　“那时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到市场上四处打听,听说什么好卖就贩什么。”他回忆说。在第二次去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稽查“违禁品”的情形,就没有敢再贩打火机,听别人的建议贩了一批牛仔服,结果倒是没有被查,回到上海却卖不掉,把第一次赚的钱又都贴了进去。

　　虽然第一次做生意没挣到什么钱,刘文忠却因此对当时还不知道的名词“市场经济”有了直接的体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识了许多温州人、潮汕人做生意的劲头。“他们就是我最初的老师。”他说。

　　现在炒股只是消遣

　　1987年,刘文忠正式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到深圳经商。开始他在南洋商厦租地方开了家时装店,但是生意并不是很好。直到有一次,一位姓曹的朋友从上海来看他,想和他合伙做生意。两个人蹲在路边的草坪上,仿效《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和诸葛亮,一起划地回答问题:“深圳什么形式最适宜上海人生存发展?”

　　结果两个人的回答都是:承包。

　　于是,他们合资承包了上海时装公司在深圳的柜台。平台有了,下一步就是做什么。刘文忠经过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旁人觉得异想天开的点子:经营羊毛衫。

　　“我当时是仔细考虑过的,深圳虽然热,但是每年也有一两个月比较冷,而许多新来的移民都没有带冬装。”他回忆说,“而香港人、潮州人、温州人都不懂这个行业,也没人做。当时上海的羊毛衫却是物美价廉。”

　　经过了大半年的艰苦等待,到这一年的11月18日,冷空气终于降临了深圳。早上一开门,就有很多人涌进刘文忠的公司购买羊毛衫,到了晚上更是人头攒动。他的“第一次创业”成功了。

　　当时人手不够,他每天都亲自蹬三轮车四处运货。“许多温州小老板看到都佩服地说,刘老板你真能吃苦。我回答说,我是从牢里出来的,吃得了苦。”

　　他回忆说,当时深圳市场上上海人很少,有也是单干,但是潮州人、温州人都是“群狼战术”,看到市场机会就一拥而上。第二年,“群狼”就涌入了羊毛衫市场。刘文忠从这个市场撤出,经过四处考察,他看上了当时刚刚热起来的马海毛。

　　马海毛这个对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很陌生的词,当时却是很受欢迎的时兴货,同样也是冬季服装,却比羊毛衫更时尚。在深圳市场上还很少马海毛的情况下,刘文忠投下巨资和一家厂商合作生产马海毛,很快一炮而红,成了深圳有名的“马海毛大王”。

　　在深圳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刘文忠携家带口回到上海发展。他没想到的是,在这里他要遭遇经商生涯中的最大一次挫折。这让他从此对股市敬而远之,就是在不久后的另一轮牛市中也是如此。

　　“当时的股市,一会儿有涨停没跌停,一会儿涨停跌停都没有,一会儿这样宣传,一会儿那样宣传。”他回忆说。

　　经过慎重思考,刘文忠觉得还是要做点实在的生意。他又到北方重新开拓,在保健品市场这个新的领域开拓出一片天地,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凭着韧劲和市场头脑,又挖出了第二桶金、第三桶金。

　　现在,刘文忠的生意已经都交给了儿子打理。年过耳顺的他,每年大半时间在海外游览,平时则看看书、写点东西,偶尔也炒点股,“就是消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