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经济改革的争论

　　本刊记者 徐 瑗 发自北京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成为论争的两大派系。前者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互为补充。

　　最早是1986年《纽约时报》把厉以宁称作Mr.Stock Market(证券市场先生)，国内稍晚一些，在1988年前后。当时有绰号的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吴市场)，杨培新(杨承包)等人。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改革中经济学家的耀眼位置。作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全面推动。也因此，他被媒体和学界戏称为“厉股份”。和他在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许多称谓“厉会计”、“厉民营”、“厉诗人”一样，厉以宁笑称没有一个称谓能够概括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充满争鸣的学者生涯。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厉以宁如此评价：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革及证券市场的建立，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大改革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国企改革调动了管理层和企业的积极性，民营经济的兴起则调动了广大人民创业的积极性。

　　回首30年来所经历的多场大争论，厉以宁乐观而豁达；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未来走向，他也有自己的坚定认识。日前，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回顾了他所经历的经济改革的四场争论。

　　第一场：改革主体之争(1980年代)

　　《南风窗》：对“厉股份”这个称谓，您怎么看？

　　厉以宁：不很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不准确。我当时提出的是非均衡理论。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南风窗》：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经济。我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主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基于此，就应该改革价格，完善市场。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同时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简单地说，第二类非均衡就是市场不完善加上缺乏市场主体。

　　当时的中国经济呈现出第二类非均衡经济特征。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然后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使之走向完善，而要构建市场主体就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

　　《南风窗》：那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价格双轨制的发展阶段，看起来价格改革更重要些？市场上对股份制有强烈的反对之声吗？

　　厉以宁：确实，当时提出非均衡理论面对三方面反对或争议：一是来自维护计划经济者的反对，认为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二是主张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是价格问题、市场问题，应把价格双轨制改革为单轨制，并且认为股份制不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最要紧的是放开价格。第三种观点认为：企业改革仍然是最重要的，但觉得股份制行不通，所以主张用企业承包制。搞企业承包制看起来没有风险。

　　《南风窗》：面对争议和反对，您觉得有压力吗？

　　厉以宁：压力不要紧。我一生面对的争论多了(大笑)。我提出上述理论是有五个重要根据的：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企业是内因，价格是外因。内因更重要，所以企业改革应优先于价格改革。

　　二，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企业改革是生产领域的改革，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所以企业改革更重要。

　　三，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商品市场的背后是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中包括资本要素，所以一定要有资本市场，光有劳动力市场不够。资本市场的建立一定要与股份制改造结合在一起。

　　四，如果价格改革，风险太大了，因为价格改革是不可能试点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准备社会就会乱，改革就会很危险，会倒退。而股份制改革是可以分期分批试点的。有了经验再推广，有教训可以吸取，是很稳妥的。价格改革表面上看很激进，实际上不触及实质问题。股份制改革看起来是渐进的，实际上是实质性的改革，是根本性的改革，因为重新构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五，价格改革搞不好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价格放开了就会乱，会抢购，东西又不足，只好暂停，甚至恢复发票证，恢复价格管制。股份制改革却是不可逆的。

　　《南风窗》：在那个时代，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派改革理论也极具影响力。

　　厉以宁：我当时对放开价格论的反驳是这样的：第一，中国和二战后的西德不一样，西德可以实行休克疗法，因为西德是私有制国家，私有企业在价格放开后可以优胜劣汰。中国除非全盘私有化，否则无法学西德。但中国是不可能全盘私有化的。

　　第二，西德当时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有美国大量援助，可以从外国进口食品、石油，物价就能平稳下降。中国改革时，不可能有某一个国家给我们大量援助。

　　放开价格论主张控制货币，放开物价。认为只要把货币管住就行。我认为货币是管不住的，因为我们的投资体制没改，银行信贷就管不住，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负盈亏，不在乎。货币要真是管住的话，企业就垮掉了。加上，失业问题又没法解决。这就是对他们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