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震救灾回首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1976年，我国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拒绝任何国际援助，更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道。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这三级新闻发布体系，以及中央和四川的主要媒体，都连续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进展的最新信息。透明的信息发布，不仅杜绝了各种流言，也大大凝聚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共同意志。

　　走向“阳光时代”

　　陈开和

　　5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张新面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格外引人注目。他与参加救灾的军官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国防部新闻发布制度渐趋明朗。

　　在时隔32年的两次巨大地震灾害中，相同的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展开抗震救灾行动，不同的是，两次灾难中我国政府的对外新闻发布形态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人们从新闻中只知道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但地震究竟造成多少人员伤亡，灾区受破坏情况，以及政府的救灾措施等，都未向社会公布。当时，我们拒绝任何国际援助，更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道。

　　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强度超过唐山大地震，但面对灾难，政府的应急反应和新闻发布工作都高效、及时地运作。我们注意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这三级新闻发布体系，以及中央和四川的主要媒体，都连续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进展的最新信息。透明的信息发布，不仅杜绝了各种流言，也大大凝聚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共同意志。

　　上述观念和做法的差异，并非偶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抗震救灾中我国新闻发布体系的成熟表现是长期摸索和完善的结果。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缘起

　　政府新闻发言人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美国，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起步晚了大约一百年。据学者考证，1912年5月18日下午，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邀集20余名在京新闻记者开了一次谈话会，决定设立“新闻记者招待所”。这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发布，但当时还没有设立固定的新闻发言人。1949年以前，国内政局动荡，国共两党的有关部门都曾举办过各类记者招待会，但多为不定期的临时新闻发布，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有几次影响很大的新闻发布事件，但新闻发布工作在我国仍是“冷门”。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从海外回归祖国，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当年9月26日下午，李宗仁在北京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中外记者达300多名，其中包括李宗仁专门邀请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60多名来自港澳地区的中外记者。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招待会上，李宗仁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当晚，李宗仁还举行冷餐会，招待中外记者和各方面人士。为准备这次记者招待会，应李宗仁先生的要求，周恩来总理推荐了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当顾问。

　　就在这场空前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后的第三天，9月29日下午，国庆16周年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近300名中外记者出席。在记者招待会上，陈毅侃侃而谈，就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文革”十年，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停滞，偶有记者招待会，也是来华的个别外国首脑或政要举行的。这种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了根本改变。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先行者。1978年10月25日下午，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为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中日关系等问题回答了现场400多名日本和各国记者的提问，盛况空前。邓小平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全体记者起立，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也多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创立之初，主要是满足外事和外宣工作的需要。1982年3月24日，在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取得新进展之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传递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把握了这一契机，指示外交部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回应。当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制度，更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办了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七八十名受邀出席的中外记者站在钱其琛周围，听他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既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三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后来各种新闻发布会上常常听到的“听其言，观其行”。在这次发布会上为钱其琛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在成为外长之前，他曾经担任将近六年的外交部发言人。

　　当时，中央正在准备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2年初，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于1983年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关系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走马上任成为外交部第一位正式的发言人，并于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标志着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逐渐频繁，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成了“两会”期间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在挫折中学习和完善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建立以来，经受着许多考验和洗礼，最主要的考验来自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它们也成为完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有力推手。

　　1994年发生“千岛湖事件”。台湾游客及浙江千岛湖风景区导游船工共32人在湖区游览时遭遇抢劫并遇害，台湾舆论哗然。事件发生后，本应及时公布相关事实及案件进展，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却一度封锁新闻，未能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台湾媒体出现大量不符事实的猜测和报道，当时主政台湾的李登辉当局借机炒作，给新加坡“汪辜会谈”之后逐渐回暖的两岸氛围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千岛湖事件”之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涉台新闻的发布速度大大加快，在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或涉及台湾同胞利益的许多具体事件方面，都能够及时向各界通报事实进展情况。2000年9月5日，国台办首次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铭清宣布国台办新闻发布制度正式建立。

　　2001年4月1日发生“中美撞机事件”，当时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仍存在滞后情况。最早的相关报道是路透社在当天下午两点多发出的。中国政府则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晚10点的晚间新闻和新华社发布的撞机消息。当天白天外交部在接到媒体询问时，都没有作回应，后来才通知记者看中央电视台晚10点的晚间新闻和新华社消息。在事件发生的头几天，中国媒体报道数量有限，从4月1日～3日，新华社总共就“撞机事件”播发了三条中文消息，六条英文消息；《人民日报》总共发表了三则新闻，而且来源都是外交部。英文《中国日报》的相关消息也非常少，只多了一篇署名的个人评论。而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报道加上路透社的报道到3日为止共有51篇。世界各国的媒体基本上都依据美方提供的讯息和背景资料。国内媒体的报道不及时，海外媒体又缺乏可靠的消息来源，大家只好随意猜测。而错误的报道给国外受众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了我国对国际舆论的先机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