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专访：为历史存真

　　一直被认为是宽厚待人的王蒙却被人多少读出了一些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味道，这让他也感到有些惶惑，也许这就是记录真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撰稿·何映宇(记者)

　　2008年6月7日至8日，依旧是茶色眼镜、褐色西装，头发有些斑白的王蒙出现在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王蒙自传》学术研讨会现场。作为被评论的对象，他总是很认真地倾听，虽然有些感冒，但一场也没有缺席，他的精力依旧旺盛。有时，他也会和与会代表进行一些互动，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看得出来，他对这次学术会议乃至自己的三卷本自传都非常看重。

　　在会议中，郜元宝和谢有顺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经胡适提倡，写自传的作家依旧寥寥无几。胡适的《四十自述》是本薄薄的小册子，记事大略，郭沫若的自传有百万言，却是片断式的。如王蒙般洋洋洒洒三大卷，将个人的命运容纳于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风云变幻之中，容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悸动之中的，大约也就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上、中、下)能与之相提并论。

　　这部“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极大热情，迄今前两部已经售出40多万册。香港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邀请王蒙去做一期对话节目，到了现场，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对王蒙说的话让他感到吃惊，许子东说，看了你的自传，觉得你的火气很大。这是一种怎样的火气？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出版后，有读者因觉得其中“干货不多”而有所抱怨。王蒙承诺，第二部一定干货十足，不知道这样多的“干货”是否也会让人觉得他的“肝火”也旺了起来。在《大块文章》中，他评点胡乔木、周扬、冯牧、贺敬之、丁玲等人的论述生动形象，也别有意味，确实让人看了直呼过瘾。王蒙觉得，他如实描写只是为了“为历史存真”。但在“存真”的过程中，怎样存真一直是一个困扰着王蒙的棘手问题，如何化敏感为理性？“是存大众之真还是个人之真？是存历史之真还是记忆之真？”一直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于是，一直被认为宽厚待人的王蒙却被人多少读出了一些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味道，这让他也感到有些惶惑，也许这就是记录真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会上，当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张光芒教授改写北岛的诗句——“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以概括90年代之后当代人的精神特质时，王蒙显得特别认同，这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对人生悲哀的发现。看得出来，半生多事的王蒙经历了少共、反右、“文革”和之后的文化部长任期，在幻灭和希冀之中他有着两面作战的痛苦，在前苏联理想主义的激励下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对理想主义的敬畏，而在后革命时代警惕无原则的争斗和以崇高为名的“文革”气息，他又有了更多看透这个世界的勇气和能力。面对作协高层的“斗”，作家之间的“斗”，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王蒙“退而避之”、“优而越之”、“超而拔之”、“笑而了之”，只是在这“退、优、超、笑”之后，似乎仍然有着深受其害的警觉和敏感，以及舍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

　　王蒙写过一首古体诗：“急流勇退古来难，心未飘飘身已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千重雾。”这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现在，随着近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王蒙自传》三部曲也已功德圆满，“人·革命·历史”，在这煌煌三大卷中得到了令人感慨万千的体现。但这绝不会成为王蒙写作的一个句号，王蒙的诚与真、历史与现实、个性与自我，相信他之后的写作中会得到继续的、一如既往的体现。

　　从少共到右派

　　《新民周刊》：您在自传中说，《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发表没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您的家，给您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当时发稿费这么快吗？这笔稿费对当时的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怎么用的这笔钱？

　　王蒙：当时就是这么快，我也是稀里糊涂，那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就到了我家里面。当时的476元和现在拿到5万元感觉差不多，就好像拿了几万元似的。那是1956年发表的作品，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我结婚，买了个办公桌，叫一头沉。它不是写字台，写字台两边都有抽屉，它是一头有抽屉，一头只有腿。除了办公桌，还有带玻璃的书柜、沙发圆椅、一个圆桌子和一张双人床，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你想，一篇的稿费就可以娶媳妇了！

　　《新民周刊》：后来因为这篇小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情是不是一落千丈？

　　王蒙：那当然，我的心情很沮丧。但是我又觉得事情不会老是这样，正因为我参加工作、参加政治生活比较早，所以我经常看到党内斗争，这种情况非常多，一般过一阵子又变了。面对当时的批判，我觉得只好如此，看看将来有没有变化。

　　《新民周刊》：您在书中如实记述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事实，当时您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的一些观点——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不过是一篇受到吹嘘的普通作品。您还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丁玲、冯雪峰，这是您受批判之前说的吧？当时您这样做是出于向党靠拢，真心地以为冯雪峰们是反革命还是迫于无奈、明哲保身之举？

　　王蒙：是我受批判之前说的，那是反右斗争时候的事。真正开始修理我批判我，要到1957年的11月、12月了。1958年，我才成了右派。反右一开始批“丁陈”，还没批到我。

　　当时我一方面是年轻，也算是个代表人物，能参加这么重大的会是一种光荣。但那种人际之间整肃的方式，实际上让我感到某种恐惧，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我把它看作党内组织生活的一个过程，尘埃落定了，你才能知道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究竟要出什么事。当时肯定是不能完全理解的。

　　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

　　《新民周刊》：1958年8月1日，您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的军饷大队桑峪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当时的劳动强度，您觉得您能干得下来吗？

　　王蒙：我当时觉得还行，那个夏天，正是大跃进，吃饭不要钱，厨房里做很多馒头，最好的时候是吃大黄米面，吃炸糕。那里正好是个养蜜蜂的地方，还能吃到蜂蜜，在当地来说是最豪华的餐饮，油炸的大黄米面和炸糕，抹着蜂蜜吃，和现在吃什么鲍鱼、燕窝那感觉都差不多。身体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到农村以后，我生病是比较多。显然是因为营养不够、免疫力下降的缘故，不停地感冒，又是拉肚子，然后眼睛发炎，肿得像麦粒肿，我们俗话说是“针眼”。还有耳朵后面化脓，北方话叫“长疖子”。

　　夏天粮食充足，冬天的时候就不行了。一天喝两顿稀粥，那很恐怖。1958年底、1959年初就开始喝稀粥了，本村的粮食已经很难养活人了。

　　因为在山区，经常就背一个篓子，干的是农活，应该说也不轻。

　　《新民周刊》：改造后，1962年，您还是发表了短篇小说《眼睛》、《夜雨》，那是在改造时候写的吗？当时环境已经宽松到可以允许您这样的右派公开发表作品了吗？

　　王蒙：1961年，我就不算右派了，所谓的“摘帽右派”。正好文艺形势也有所调整，我就接到了《人民文学》和《北京文艺》两个刊物的约稿，所以我就给他们写了这两篇小说。写这两篇小说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农村里劳动了，也没有工作，我原来在共青团市委，当时我的身份不可能再在共青团市委工作。很快，这两篇小说发表后没多久，我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

　　《新民周刊》：去新疆是您自己选择的吗？是觉得那是个浪漫的地方，还是让自己去最艰苦的地方考验自己，让党考验自己，抑或觉得到那个远离是非的地方可以让自己能够清净一些？

　　王蒙：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我并不甘心就在大学里头教学。教书当然非常稳定，但是当时我对生活、对人生的认识让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到边疆去锤炼自己，要投入火热的生活，当时还是很信奉这一套，就是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觉得自己要奋力一搏，看看自己能不能从边疆、农村的劳动中得到磨砺，塑造一种个人的写作风格，我原来觉得自己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