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内心特别坦荡

　　我内心特别坦荡

　　《新民周刊》：您在自传中有时没有用真实的人名，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蒙：这分几种。有的我怕提了以后给家属以刺激。比如我在书中写到一个人叫李鲁，他是在团市委里给揪出来的右派，后来在劳改当中就死了，我想就不要太刺激家属，于是把他的名字给隐了。但是书出版后，他的妹妹看到这一段，她知道我写的是李鲁，她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非常感谢我，没有忘记她哥哥。另外她告诉我，我书的记述有误，她哥哥并不是在反右中死的，而是在监狱里坐了8年的牢，出来之后回到农村，又呆了5年，得癌症去世的。

　　还有一些人是级别太高、地位太高，国家有个规定，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写到他们的话，都要送到有关部门去审查，这一审查多耽误事？本来可能俩月能发表的，起码得拖半年，那我就省了这些事吧。我也想，这种自传将来还有出版的可能，再过个三五十年，那些事情都过去了，这些人物都可以还原他的真实姓名。

　　《新民周刊》：自传出版之后，也有许多读者写信来，指出其中一些史实性的错误。

　　王蒙：我有一些记忆的错误，此外我有个毛病，我这个人不重视保留文字原始材料。这和历次搞运动有关系，保留这些材料，就怕到时候又给谁惹出麻烦来。别人给我写的信，或者我给别人写的信几乎全部都给毁掉了，或者烧掉，或者撕碎扔到茅坑里、马桶里。这样的话，毕竟我年纪比较大了，有的是笔误，有的是记忆错误，三个字里，可能只有一个字写对了，其他两个字都没有写对。还有些事，是编辑的问题。他们不太了解我所写的事。比如研究《红楼梦》的“索隐派”，他们一查字典，说没有这个“索隐”，只有“索引”，所以就给改成了“索引派”。这些问题，我在第三部出版时特别注意，我自己反复核对，还特别邀请一个特约的校对来帮我改过来改过去，最终是要最大程度地降低错误。

　　《新民周刊》：第一部里涉及的很多历史问题相对已经尘埃落定，而第二、第三部写的是近30年的历史，是否也会有更多的隐讳？

　　王蒙：里头确实牵扯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但是我这人有一个特点，我内心特别坦荡。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只要我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看待，不管我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包括我个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事。毕竟国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并不是向坏的方向发展，中间有什么曲折，和别人有过什么意见，这都很正常。我有时候写到和别人意见不一致，我丝毫不隐瞒我的观点。我仍然是带棱带角的，我能体会到他人的恶，与此同时，我也尽我的力量去理解别人，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和我不是一个观点。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一步，很坦然、很有信心地把我经历的许多事吐而后快，但我在其中显然无意去伤害他人，更无意去做什么对国家、对党、对国家领导不利的事情。所以一些最最难说的事情我都说到了，我也不会制造新的不和谐，制造新的纠葛，这本书不属于那种情况。

　　后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

　　《新民周刊》：您曾担任文化部长，在任期内，您做了不少在今天看来确实有益的事，比如坚持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制定艺术院校的管理条例和补偿办法，认同支持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发文批准开放营业性舞厅等等。今天会议上也有人提出，您内心其实还是想继续做文化部长的，您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

　　王蒙：担任文化部长并非我的本意。关于我当时怎么会去担任文化部长，事情是这样的。从1985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的消息，说法不一，一会一个样，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年的春天，一天下午，中组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找我，正式提出了让我当文化部长的事。我一听就很吃惊，对于掌管一个部门，没有心理准备。我也害怕内斗，就找了胡乔木、胡启立，推辞，让张光年去给乔石带话，都未果。后来我和习仲勋谈话，决定只干3年，至6月，我正式出任文化部长。

　　我在自传中对此有很翔实的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是：且悲且惊且喜。我突然对它们他们她们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我能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我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还有无所不包的文化？我想起一位老爷子，他是老新四军，听说我要去当文化部长了，他说，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

　　我对部长的工作缺少足够的投入与献身精神，缺少对部长的工作以死相许、以命相托的责任感，我自以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这对于信赖和支持我的上下同志同事，都是一种辜负，是一种对不住。

　　我深感愧疚的还有对于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只处于研究阶段，远未完成。

　　《新民周刊》：在革命面前，知识分子显得非常天真和脆弱，脆弱与他们不掌握武器有关，但是天真却本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您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何在？为什么在后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会缺乏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王蒙：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时期，简单说就是在后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在革命之前，知识分子最悲壮，也最容易成为伟大的知识分子。因为在这个时期，一切的不满、一切的牢骚、一切的愤怒都通向革命。我说过一句比较刻薄的话。在极端专制的情况下，哪怕这人有点傻，他跑到十字路口，大喊一声“操你妈”，他有可能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英雄。大家除了喊“万岁”之外什么话都不敢说的时候，有人居然敢破口大骂而成为英雄，但当然，他因为这事给枪决了都有可能。但是相反的情况呢？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晓丽讲得很好，这其实也是我书里反复讲到的，你在一个你所追求的革命之中，你怎么处理这种矛盾呢？1986年，我和南非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一起去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那时候的戈迪默意气风发，那种斗争性、那种自信、那种精神上的强大和她后来在曼德拉组成新政权之后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的情况大相径庭——那时的她茫然、尴尬。鲁迅就说过：“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欢迎革命的作家都会受到优待。”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客观上去批判旧世界，去呼唤革命，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鲁迅、戈迪默、高尔基都是这样，甚至反对过革命的托尔斯泰也有批判旧世界的一面。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呢？流亡？很难成为规律。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前要流亡，革命后也要流亡，说明这个社会永远没有正常的发展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一般性的责备、求全，有些还是非常幼稚的。比如有人把郭沫若视作软弱的代表，郭沫若当然有软弱的一面，但是郭沫若在反蒋的时候，一直是非常勇敢的，他可以向蒋介石拍桌子、跟蒋介石对骂，你能说他只有软弱吗？究竟知识分子怎么样来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使命，这是个问题。

　　《新民周刊》：您可以算是国内写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王蒙：我从1991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已经用了17年了，每天至少要敲上两千字。

　　有一点我得声明一下。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我的经历也比较多。我既关注政治和艺术、也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对许多琐事、小事感兴趣，比如说养花、养猫、买菜，我都有兴趣。我们家里一多半采购食品的任务都是我来完成的，我很有兴趣去超市逛逛，去排队，去挑选牛奶、面包、烧饼和甜食，我夫人主要负责做菜。

　　虽然我年岁比较大了，但我没有中断和生活的联系。在家里，我和我的子女、孙女也有很多的接触，我也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所以我写东西可能比别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