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喝倒彩的“男三号”

    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家成长

　　被喝倒彩的“男三号”

　　西方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

　　文/潘滨

　　1978年11月27日，中科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第一次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科学养猪的文章，他感叹“气候真是要变了”，2007年年初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上卷选择了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开头，来说明中国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受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而一年后出版的下卷，则用1993年3月某个傍晚的一抹黄昏展开了稍显悲剧性的叙述：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地想着那些日子里自己因为与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而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惊天大漩涡。一个月后他正式被捕；又过了4个月，他因窝藏嫌犯、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5项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6年后，保外就医的他在年届70时孤独去世。

　　如此鲜明的对比，或许恰恰是改革30年里中国企业家跌宕沉浮的缩影。在吉姆·柯林斯所著《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堪称卓越的11家企业的CEO都有共同的个性：内向、沉稳、内敛。这似乎与中国浮躁的明星企业家们正好相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磕磕绊绊，一路走来。有人还在风光，有人失足落水。在摸着石头走过的30年岁月河流里，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家成长？被喝倒彩的男三号，如何才能走出“原罪”诘责的阴影？

　　身份的焦虑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至今仍清楚记得1985年创刊之初的那场争论。当时针对杂志刊名，形成两大不同意见的阵营。“中国企业家”的刊名遭到有些人的反对，理由是当时只有厂长、经理，没有“企业家”，杂志应取名《中国厂长经理》。“这是一个士农工商身份等级非常森严的国家。”牛文文说，“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中国的企业家在成长之初，就面临着身份的困扰。与英美工业大革命时代相比，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生存土壤极其贫瘠。在美国，有这么一个传说，美国社会和美国文明是由三个城市推动的：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纽约代表商业的力量，华盛顿代表政治的力量，波士顿代表知识的力量。这三个城市所代表的三种力量，共同促进了美国的崛起和繁荣，三位合一，并未分离。很多人的这三种身份是统一于一身的，比如说富兰克林，既是科学家，也是企业家，同时也是政治家。所以，在商业发展过程中，三种力量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英国同样有这样的氛围。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研究物种进化论的达尔文，还有很多政治家和议员，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圈子里很好的朋友。在这三种身份里，他们甚至可以自由地转换。

　　而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在中国社会崛起过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来路。企业家的来路最为卑微。他们诞生在中国最边缘的人群中，是由失地农民、返城知青、社会闲散者、劳改释放人员等，从个体户干起，逐渐发展起来的。牛文文说：“30年前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商业社会，不允许商业元素生存。像鲁冠球、何享健等草根企业家，都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出来的，我们缺乏一个让企业家迅速成长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

　　“现代中国能有如此繁荣和发展，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力量多元化了，人的角色认知也多元化了。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能容忍企业家。”在国外谁都可以申请办企业，但在改革之初，只有一些先知先觉和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出此下策”。

　　孤独承担改制成本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企业本质上就是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找到一个边界。”在没有企业之前，社会是用市场来调节的，有了企业之后，就把一部分市场的功能内化。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企业的效率要超过市场的效率。企业家的任务就是不断地跟不确定的市场作斗争。

　　而中国企业家面对的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西方的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的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在面对市场之前，先要赢得在社会上的生存权。

　　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改革之前，中国连市场都没有，是先有企业后有市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获得任何市场资源，都需要跟政府去“求”和“要”。政府严格控制生产要素，在早期，私营企业不能成立，民营企业也没有资格得到银行贷款，甚至雇佣工人的人数都严格限定在7人以内，任何生产资料都受到严格控制，无法或难以得到，这些民营企业就只能到“倒爷”那里去买。

　　政府政策放宽一点，企业就有生存空间，不放就没有，甚至放了还会收回来，随时可以翻脸。那时法律不断完善，并保持追诉，企业家时刻胆战心惊。这期间，先行者做事就有了合理不合法的嫌疑，“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突破制度，才能把路越做越宽。”牛文文认为，那些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是社会英雄，因为他们承担了整个改制的成本，而且是孤军奋战，获得好处的政府和其他灰色阶层，则躲到了暗处。

　　在正常的商业社会里，那些创业条件都是必备而不需要争取的。牛文文在和一些美国的企业家谈时，总能引起对方的惊诧。“他们觉得很奇怪，说你们的企业家怎么没讲拥有多少股份就开始创业啊？怎么在没有投资人的情况下就创立企业了？”事实上，当初大部分的企业产权都不清晰。当年联想、海尔、万科都在归属问题上遇到过困境，更有一代企业家栽在这个问题上。

　　官商潜规则

　　企业经营生产所必需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却不能通过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获得。企业家就会通过灰色手段来取得，想办法去买去行贿。比如说生产许可和目录，政府不会明码标价，但又不会轻易放给你，要想获得这个东西，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稍有不慎，势必有人落水，付出代价。其实这些权利和资格，政府应该无偿提供给国民的。

　　孙大午的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正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无奈。位于河北的大午集团，是孙大午与妻子刘会茹在1985年以2万元资金起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孙大午被捕之前，大午集团已有固定资产上亿元，职工1500人，并曾在1995年入选国家工商总局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

　　虽然是当地最大的企业之一，但大午集团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自20世纪90年代始，大午集团开始向内部员工集资，并逐渐将集资对象扩大到邻村村民。孙大午不给官员送礼，还和当地的税务、土地管理部门打过官司，并且公开宣称农民身上有“八座大山”，是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

　　2003年5月28日，徐水县公安局以大午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将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二午、总经理孙志华等人拘捕。

　　这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中，孙大午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却触了“非法融资”的雷区。

　　“在制度缺陷和官商潜规则中倒下的还不只他一个。”牛文文指出，黑幕交易和官商勾结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绊脚石。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直有序的企业家同样面临尴尬。

　　有人要算“原罪”的账

　　“企业家原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牛文文曾请教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和美国《商业伦理》杂志的阿尔伯特，这是他们的共同评价。他们都很奇怪，中国商业的起点居然写满了罪恶，整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几乎人人都有罪，这在西方世界是没有的。

　　这是一种仇富心理，从边缘阶层起来的企业家，不管是在政府还是社会其他阶层眼里，他们是利用了制度和法律的空档来发财的“罪人”。他们的巨额财富充满了民众的血泪，所以毫不奇怪，汶川大地震之后众多网友逼捐的现象，其中明星和企业家首当其冲。

　　所谓原罪，是政府应该给国民但没给的，那些先知先觉的人，通过个人手段取得，事实上，不是他单方面的过错，但却承担了双重罪过。政府认为他们是腐败的源泉和供养者，公众认为他们侵犯了集体利益。

　　牛文文说，公众不应该恨企业家，而应该问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些便利直接提供给大家。直到今天，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还得面临跟外资企业不一样的国民待遇。 （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