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男三号”

　　文/锤子

　　曾经改革大业所系，曾经民族希望所系，一旦企业家们都靠不住了，我们靠谁？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对企业家群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

　　“宗庆后绿卡事件”将这个民族企业家代表打回原形。宗家都弄到了海外，他本人也持有美国绿卡(永久居留卡)达9个年头。这是继宗涉嫌偷逃3亿元所得税款之后，“达娃之争”剧外的又一颗重磅炸弹。

　　事实上，这并不出奇。我们的企业家“男三号”们，怀揣绿卡、太平洋岛国卡或最不济的港卡者，大有人在。因为每当民族到了紧要关头，或矛盾得不可开交，都会拿“男三号”到火上烤。近日王石“捐款门”事件即是其一。所以他们只有脚底板抹油，随时开溜。

　　数年前吴晓波写了一本《被夸大的使命》。书中论证，中国企业家是当今最尴尬的一个群体，一方面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财富榜样”，另一方面则遭遇“原罪”的质问；一方面是最强势的阶层，最被羡慕和最受欢迎，甚至被赋予秩序重装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被仇视和鞭笞。

　　吴带着些许无奈总结道：“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这里，不妨以“我们错误地认为”句式作以下铺陈：

　　第一，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乔厂长”，他们横刀立马为改革开放趟出一条血路来。30年后，学者们提醒的是警惕“混合体制”合理化，即吴敬琏所谓警惕“权贵经济”。今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保护垄断和特权的混合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第二，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全球化的“急先锋”，他们在国内运筹帷幄、韬光养晦，是识时务之俊杰，而没成想“走出去”却大多败下阵来，一招一式透着张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生存能力甚至不及民工和偷渡客。

　　第三，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实践“精英”，而现实中他们最拿手的、操练最得劲的是“毛泽东管理术”，是“三大战役”，是“八大军区对调”，是“毛式用人术”，是大搞营销“运动”。而德鲁克们只是书架上摆一摆，韦尔奇们只是饭桌上吹一吹。

　　第四，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能为民族寻找到“蓝海”，结果仍然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最奏效的战略仍然是价格战。一个人民币升值，一个新劳动法实施就把企业打得无利可图。难道所谓“大国崛起”是建立在民工脊梁和打工妺双手之上的吗？

　　第五，我们错误地以为当企业家沦为富人之后能过上所谓富豪生活，其实他们是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们，他们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确定感。名声最差的群体却享有社会最多的财富。“你别指望社会上被骂最多的群体为穷人盖房，别指望他们一朝良心发现，于是房价下降。”(任志强)

　　第六，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能当青年导师，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开启民智、点醒迂腐。王石的《让灵魂跟上脚步》、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的《野蛮生长》、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均入畅销书前十，似乎将企业家捧为当代青年导师的模样。可细看之后，那不过是另一种版本的成功学，且只符合企业家个人。除了营销企业家、企业品牌和他们个人品牌外，其参照的价值几乎为零。

　　我们的国策仍然是“不扛旗、不出头”的韬略，可有些企业家怎么就“出头”了呢。

　　只是问题仍然要问：改革开放的大旗谁来扛？

　　马云说：“游戏不能改变中国，短信不能改变中国，只有电子商务能够改变中国。”谁来操持电子商务呢，自然是马云代表的新锐企业家们。他们改变中国。

　　曾经改革大业所系，曾经民族希望所系，一旦企业家们都靠不住了，我们靠谁？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尾语。对中国企业家群体，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那就让“男三号”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吧。 （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