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胞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献策

　　台北这座城市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场所，像国父纪念馆前、捷运站口，都有慈善组织的人三五一组，胸前举着募捐箱。市民放入善款，他们鞠躬，道声“谢谢”。建筑评论家史建在四川地震后不久来到台湾，看到的便是这番场景。9年前经历过一场大地震的台湾人，如今面对海峡对岸的灾难，倾注了更多一分的关切。

　　此次台湾之行，史建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带回大陆。台湾民间已发起“台湾支持四川灾后重建行动联盟”，准备将台湾的“捐款、人力、经验”三合一投入，为灾区提供中长期的重建规划与执行。

　　台湾也曾有校舍之痛

　　台湾人说，他们经历过9·21，所以最能体会5·12。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南投县发生里氏7.3级地震，损失惨痛。9年后对四川地震的反应，“是民间社会情感的真实流露，要让大陆人民感受到台湾民间的能量”。

　　在台湾建筑师吕钦文看来，最有意义的能量还在经验一项。“台湾数亿的捐款在四川那么辽阔的灾区，能修几条道路能搭几座桥？大陆又是人才济济，还缺工程师建筑师吗？以台湾的能力，最能发挥长远意义的恐怕是在于我们从9·21重建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6月23日,在北京的“台湾9·21灾后重建经验分享研讨会”上，他这样表示。

　　作为9·21新校园建筑师合作社召集人，吕钦文介绍了台湾震后学校重建的经验，这便是“新校园运动”。所谓“新”，意味着多层面的变革。在设计上，他举例说，重建方案力求突破原来较为保守僵硬的校园建筑形式，如强调情境和记忆的融入等。

　　更重要的是，这一波运动所引发的一些机制上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生态都具有良性意义。

　　长期以来，台湾公共工程的建筑师甄选经常发生不公平不健康的操作方式，使得许多有理想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对公共工程敬而远之。震后学校重建工作中，台湾“教育部”接受了学界及建筑实务界的建议，不顾“既有生态”的反弹，毅然自行组成评选委员会，委聘具有公信力的学者专家，为公正甄选建筑师把关，排除了过往由地方势力控制评选结果的弊病。

　　台湾的工程招标历来以“最低价决标”的方式进行，不认品牌，不认质量，谁出的价钱最低，工程就属谁，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公共工程市场陷入恶性竞争。经过多方努力，震后学校重建工程获准采取“最有利标”的决标方式。在吕钦文看来，这算得上是台湾公共工程的一大突破。

　　“新校园运动”的名称，来自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尽管他后来并未直接参与，但他视这一运动为9·21震后重建中最突出的实绩之一。

　　谢英俊没有参加此次研讨会。但他目前已将大量精力投入四川灾区。在和记者谈起灾区学校大量垮塌的问题时，他平静地说：“这不奇怪。9·21时，震区的学校也几乎全垮了。只是由于事发凌晨，才没有造成目前四川这样学生大量死亡的惨状。”

　　究其原因，台湾大量的中小学校舍是在上世纪70年代要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时所建，匆忙的大规模建设导致了质量问题。“教室用的混凝土，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员一看就知道，根本不过关。”谢英俊告诉记者。

　　经济起飞引发政府倍加重视教育，颁布各种软硬件指标，强令达成，这本是各国各地区通例。然而教育突进所隐藏的危机，却也一再被诱发，刺痛世人。用谢英俊惋惜而无奈的话来说，“都是这样的啦！”

　　重建光是建倒掉的房子吗

　　慈善组织是台湾社会结构中非常活跃的一支。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在9·21地震后，以社会之希望在于教育计，启动了“9·21希望工程”，出资重建50所学校。希望工程中，慈济会完善的指挥系统及工程质量监督机制，被评价为“表现相当出色”。

　　9·21地震发生后，慈济会的志工(志愿者)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但囿于传统观念，其心理专家队伍30天后才来到南投，导致效果不佳。这次失误使他们意识到，受灾民众的心理建设不能仅靠后来由专家来做，而应在日常的志工服务中就导入。

　　这样的经验已经用于此次5·12地震。慈济会志工进入四川灾区后，非常强调通过日常行为给灾民以抚慰和力量。他们会紧紧拥抱一个人，用身体和他交流。他们会给老人擦身、洗脚，直到老人露出满足的微笑。

　　在四川某县，志工在和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交谈中得知，地震后这里已有3个人上吊自杀，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这似乎印证了台湾NGO人士冯小非所强调的。她归纳从救灾到重建的次序为：安置-安心-安居。安心是最关键的，而要让灾民安心，就要让他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答案并不最重要。你政府可以不知道，你可以去跟他们说，我们也正在讨论方案，那么，可能需要半年，你们不要担心，这半年政府会管你们的。”冯小非认为，这会是一种良性的沟通。

　　冯小非在9·21地震后第二天就从台中市来到南投县中寮乡重灾区。她和朋友们在这里看到老乡强韧的生命力，看到“老人家比中年人坚强，女人比男人坚强”。于是他们留下来，办社区报，办社区教育。他们在《中寮乡亲报》上明志，“我们愿与中寮的乡亲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