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能缓解灾民所受心理冲击

　　她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地震产生了很多缺口，让一些人的生命经验可以卡上去，做一些事。”而像这般的心理种子，从台湾上世纪80年代“解严”后，便在社会里萌动。9·21地震中，它们发芽了。

　　9·21地震后，乡扮演了重建的基本单位。“之前的规划权力，在中央和县，只有这一次下放到了乡。”全程参与了重建规划的台湾规划师张兴杰介绍说。

　　他把这视为一种积极的变革。尽管作为规划师，和乡一级的基层干部对话起来“会比较困难”，而且工作繁杂了不少。他曾遇到一个乡长，满脑子想着“现代化”，要把山区铲平，重建规划中便想借地震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这让张兴杰很头疼，“幸好后来被环境部门卡下来，要不我就成破坏自然的罪人了”。

　　依据台湾“行政院”的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要，重建工作分为4大部分，其中公共建设重建、产业重建和生活重建这3项，由“中央”主导，民间支援，地方配合。至于最复杂也最困难的社区重建计划，主要靠地方主导，民间参与，“中央政府”则提供人力与经费上的支援。

　　主导权的下放，其实反映了对重建的理解。所谓“重建”，是个什么概念，包含哪些范畴？重建建什么，光是倒掉的房子吗？张兴杰以为不然。“重建，当然包括家园意识、社区意识、部落意识的重建。”他强调道。

　　作为重建计划的重要一环，张兴杰还专门提到了震后不足一个月就成立的“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主要是管理政府收到的捐赠善款。各界善款除一部分流向慈济会等民间团体外，其余流向政府，数额超过150亿元。基金会便是对这笔善款的走向负责。

　　不要让他们坐等救济金

　　在台湾，曾有评论分析灾后重建：受灾居民若能尽快进入重建工作，将越能由受灾的心理冲击中恢复平静。因此，将受灾民众的重建能力释放，是第一优先要务。

　　谢英俊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他坦言，9·21震后重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教训远多于经验。“其实重建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活动。这里头需要多少劳动力，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灾民自己是否有机会参与在其中？在台湾，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包工头给垄断了，灾民只是等着接收房子。只有我们是让灾民能够参与到重建的生产过程。”他说。

　　谢英俊所说的，是他和他的团队在日月潭邵族部落组织村民集体自力建房造村的独特实践。他设计出一种造价低廉但坚固耐用的轻钢结构房屋，并且配合一整套非常简单的施工法。这样，邵族部落里所有人，只要“有手有脚有劳动意愿的”，都能参与进来。

　　面对此次四川地震，谢英俊的考量是：“如果四川灾区的重建施工过程让灾民可以参与，那他们至少有一两年的工作收入与生活来源，这可以作为他们农业损失的过渡期，而不是让他们坐等救济金。”

　　研讨会上，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黄德北介绍的经验正是灾民集体自力造村。他说，这本该由谢英俊亲自阐述，但“这两个星期谢英俊一直在北京和成都之间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忙，希望找到一个管道，在灾区推行他的方法”。

　　黄德北指出，谢英俊这套方法还有更深的内涵：借由集体劳作凝聚强化部落族群意识，使村落不至解体，甚至能加强和维持村落即将消失的各项原有功能与结构。

　　他的判断是，谢英俊的经验特别适用于破坏大的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社区认同和文化传承比较强的地区。此言一出，不少与会的大陆学者均会心一笑，有人甚至轻声念出“汶川、北川”。

　　谢英俊在台湾碰到的困难，有一部分来自土地高度私有化，这样，自力造村中会有一些矛盾很难协调。黄德北认为，大陆的土地尤其是农村土地，私有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推进自力造村上可能青出于蓝，“我相信如果谢英俊有机会，他会做得比在台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