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汶川：重整川西北高原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汶川

　　“政府南迁就是逃跑，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权放弃过威州(汶川县城)。”在文化馆临时办公的帐篷里，汪友伦激烈地指责汶川县政府“南迁”的决定。灾难过后的一个月，街市已经恢复繁华。但是，围绕县政府是否该南迁，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汪友伦是记者在汶川县城走访的所有人中，最激烈的反对者。

　　尽管科学家们已经用翔实的实地调查资料证明，这里不再适合大规模的人类居住和城市建设，尽管县政府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得劝说百姓同意搬迁，县城里的年轻人，包括他的大部分同事、亲友也都希望尽快搬走。

　　但是，这些统统不能动摇这个年过70的羌族老人留下来的决心。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唯唯诺诺的老人，在南迁问题上大义凛然的态度，让所有人感到惊讶。他说，就是死，自己也要死在威州。

　　对于羌族人来说，威州是他们的文化故乡。羌人最好的大学和中学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威州中学都在此地。威州是羌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本土研究和推广中心。这里镌刻着羌人最后的文化记忆。

　　但是，对于阿坝州来说，汶川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发动机，一个县占据了整个阿坝州1/3的经济总量。地质灾害的威胁只是“威州南迁”最浅显的依据，汶川所处的岷江上游河谷地带在过度的人类活动和经济开发中，已经支离破碎，早已无法承载大量的人类生存。

　　大地震只是将长期积累在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表象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只不过，移民的契机缘于大地震，受影响最大的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最古老的少数族裔，就像当年，西北草原变成西北沙漠之后，他们的祖先不得不南迁至川西北高原一样。

　　地质灾害有多可怕？

　　尹稚是汶川南迁最重要的动议者和支持者。他是建设部驻阿坝规划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地震之后，四川地调队经过一周左右大量艰苦田野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汶川县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新增3590处，其中直接威胁县城安全的新增危害点达79处。

　　从5月23日起，尹稚带着助手在汶川实地考察了将近一个月，几乎跑遍了所有地质灾害点。“随着雨季的到来，如果这些点里面，半数以上发生、达到预计爆发效果，这个县城不会有任何空地是安全的。没有被震垮的房屋，都会被掩埋掉。这是我们基本的判断。”尹稚说，所以县城必须搬，而且要快，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汶川县山高、谷狭、沟深，地形复杂，地震之前，就是四川省政府确定的地质灾害重点监控县，多年来，滑坡、泥石流、洪水等各种地质灾害从未中断过。

　　“从2003年到2008年，地质灾害年年发生，年年死人，5年来死于泥石流和山体崩塌的人数一共有43人。”汶川县常务副县长张通荣对5年来发生的一共7起较大的地质灾害事故如数家珍，其中2005年，九寨沟县公安局局长等5人公干途经汶川时，正赶上山体滑坡，5个人全部被砸死。

　　从专业的角度，尹稚还能列举一连串的论据来证明县城搬迁的不容置疑：比如这个城市没有公园和绿地，而这些设施都是建设在地震带上的城市最起码的紧急避险空间；比如这里晴天时沙尘暴，雨天是泥石流，怎么还能再适宜人类生存？总之，对于第一次来汶川的尹稚来说，这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地方，即使没有地震，也很难想象，怎么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城市，而且容纳了将近5万人？

　　但是，对于久居此地的人来说，生活远远没有科学家们描述的那么糟糕。70多岁的汪友伦是汶川县文管所退休馆员，对地质灾害的论调不以为然。“自然灾害是很正常的，人类总要与自然作斗争，在我们羌族人几千年的的生存经验里，这些自然灾难算不了什么。”

　　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例子来证明地质灾害不那么可怕：比如山上明代修的土城墙，几千年了，从来没有被什么地质灾害摧毁过；还有县政府背后的姜维城，也是几千年不倒。“虽然这两样古迹都在这次地震中倒掉了，但是这样大的地震几千年不才一次吗？”汪友伦认为尹稚的观点以及政府的宣传都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羌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传说里，最多的除了跟汉人和藏人的战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以及与自然灾难作斗争的经验。尹稚也承认，老祖宗的智慧非常了得。通过翔实的实地调查，他发现，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地震，百年以上的村寨几乎都不需要搬迁，损坏不大，地质条件也大都很好。

　　真正出问题的村寨，绝大部分都是形成于农业学大寨以后，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对农业产量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人，要么砍森林来种植，要么就深入到一些地质条件不稳定地区去开垦新的耕地，带来的问题是生态的超载和老百姓的不安全的程度的增加。这次大地震，几十年来扩张出来的村寨和小城镇几乎全都要重新还给大自然。

　　在汶川采访期间，记者随县地质局的工作人员实地察看了几处最危险的地质灾害点，县城头顶比比皆是的断崖和碎石让人触目惊心。也有专家认为，这些地质灾害点是可以通过人工技术来修复的，并不一定非得搬迁县城。对于这些看法，尹稚几乎破口大骂。

　　“他们是在草菅人命，不来现场，依靠一些卫星拍摄的遥感图就在家里瞎参谋。”在汶川重建选址的问题上，尹稚一直认为自己比他称之为“办公室地质师”、“办公室规划师”的专家们更有发言权。

　　都江堰的诱惑

　　在科学家们看来，在生态脆弱的高山峡谷中，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一开始也许就是个错误，如今，大地震将这个错误极端地释放了出来。尹稚说，汶川县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占70%，较不适宜的占20%，这样的论断几乎为汶川原址重建判了死刑。

　　但是，科学家的理想与百姓的生活经验发生了背离，尤其是那些早已习惯了灾难和困苦的百姓。公园、绿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太过奢侈的想象，他们相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千百年来，羌族人在中原政权和西藏高原政权的双重挤压下，不得已才隐匿深山。所以，对于那些熟悉自己民族历史且保有着强烈认同感的羌族人来说，地质灾害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

　　汪友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于他来说，县城搬走了，羌族人的文化中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他太了解自己民族的迁徙历史了，从栖息之地西北草原被迫南迁，沿着藏彝走廊南下至岷江河谷，在汉藏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了这么多年，如今，经过近百年的建设终于有了一个繁华小城，威州已经是羌族人引以为豪的文化故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家园，为什么必须放弃？

　　在文化局的帐篷里愤怒地指责政府的南迁决议时，汪友伦的同事不时地跑来提醒他，不要忘记党员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他是个老党员，对这样的提醒，他沉默了，对于共产党，他有着太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又会说：“我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跟现在这些不一样。”毛泽东时代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仍然在这个老党员的心里根深蒂固。

　　但是，如今那些年轻的党的干部不再保有这样的信仰，他们甚至早就不想在峡谷中的威州镇办公了。事实上，汶川的经济中心早就是在映秀、漩口这些汉人居住的中心地带，如果不是考虑民族地区的因素，也许汶川的县城早就在映秀附近了。

　　而那些年轻的羌族后代，他们大都对困苦的高原生活没有什么留恋，大部分人都不再像汪友伦那样，保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他们不愿意搬迁，只是因为不知道会搬到哪里，以后怎么生活。但当政府官员放出风来，可能会搬到临近的都江堰时，他们大部分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对于羌族人来说，都江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在老一辈羌族人的观念中或本地传说中，都江堰是汉人与羌族的势力交界点，是羌族人进入汉区的第一个大城市，都江堰与岷江上游居民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都江堰自古以来便需要大量的淘沙工人，岷江上游的羌寨便是此项劳力的主要来源，如今，都江堰仍然是许多羌族人心目中“找钱”的最理想之处。对于许多经济状况良好的羌人，都江堰成为他们享受现代化最方便的地方，不少羌人早已在此买房置产，搬来城中居住。

　　羌族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离开阿坝州，他们认为男孩到外地工作才有发展，女子嫁到州外才不会吃苦，而离阿坝州最近的都江堰，则是这些父母心目中最理想的子女工作、成家地点。许多州内的退休干部，也选择在都江堰置产度其余生。因此，羌族人多少都有些亲友、熟人住在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