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破碎的川西北高原

　　支离破碎的川西北高原

　　岷江上游的高山密林养育了羌族人的同时，也让这里早已变成人口严重超载区，大量的人口繁衍和人类活动对这块原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脆弱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汉化，羌族人慢慢失去了视树林为神灵的传统信仰。汪友伦说：“每个羌族寨子都有自己的树神，那些真正的说羌语的寨子是绝对不会乱砍树林的。”但是，让他痛心的是，真正的羌寨已经越来越少了。

　　1999年以来，由于此前长江中、下游年年水患，由国家筹划的退耕还林在羌族地区全面推行。大部分羌族村寨在高山密林中开垦出来的耕地都不准再耕作，由国家按亩发给补偿金，但是补偿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安居乐业，村民们只能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垦。“我不相信法律能够保护好大自然，因为有很多人根本不遵守法律。”汪友伦说，只有信仰才能保护好自然。

　　退耕还林切断了羌族村寨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却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不断恶化的现实。“只有在这一地区大幅度削减人口，才能恢复人与自然的平衡。”尹稚认为。

　　今天，族群间的争斗早已不似冷兵器时代那般激烈。本着民族自治的精神，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则甚少干涉和指导。事实上，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民族政策的简单化处理，造成了川西北高原的畸形发展。

　　这种关起山门，让阿坝自己发展的政策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一方面，这些地区人口膨胀，城镇建设热情高涨，却没有使老百姓从根本上脱离困苦的生活，他们仍然在一种最原始的靠山吃山的状态下生存。另一方面，自治州政府则无力阻拦，甚至为了增加有限的收入而极力欢迎那些高载能工业的发展，水电开发，矿业开发都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疯狂发展。

　　在百姓的日常生产和政府主导的工业开发中，川西北高原的山体和水生态日益支离破碎，天府之国的后花园、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终将不复存在。“不搬就等于逼着他在那走一条更恶性的水电和高载能工业之路，这是死路一条，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惨重的。”尹稚说，“这个代价四川省在乎不在乎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国家会在乎。因为龙门山脉和虎门山脉这一带，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从整个国土来讲，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对于川西北高原来说，早就该休养生息，停止大规模的开发。如果延续原有的做法，国家只需要加大财政转移的力度，给予阿坝更多的生态补贴，一直达到彻底不需要自己造血的地步。“中国这么大，把这10多万人养活起来还不容易吗？”尹稚说，可是对于这类多民族混合地区，剥夺了其经济发展机会，或者说使它丧失发展动力，从政治角度来讲未必是一个最优选择。

　　尹稚认为最现实的办法是给阿坝再造一个经济发动机，至少应该让它具备最起码的发展能力，又不至于用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如果以后还是关起山门，让阿坝自己在山里发展，那整个川西北高原只会越来越糟糕。”尹稚说，从这个角度讲，县城的外迁更加必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阿坝摆脱对水电工业，高载能工业的过分依赖，在成都平原附近找一块新的土地，建立新的发展机会，实现工业的彻底转型，这相当于给阿坝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挂了一个发动机。

　　如果不是大地震的发生，川西北的生态移民也许永远都提不上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如今，震后的重建，将岷江上游多年来积聚的畸形发展问题彻底摆在了中央政府的面前，对于川西北高原来说，这是一场劫难，同时也是一次涅槃的机会。

　　是延续畸形的发展模式，还是动用足够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来为数十万少数民族群众，也为川西北高原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汶川重建的意义，是要在少数民族区域实现原有的生活方式、生存文化到现代文明的良性对接。这将是一项高难度的系统工程。

　　移民的成败

　　民族的感情可以割舍，县城的危楼可以放弃，科学家们的报告也在不断地佐证移民的必要性。但是，生态移民，对任何一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虽然汶川县打了一次又一次报告，中央政府却一直不肯轻易表态。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人们，政府强制的生态移民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三峡移民出现的诸多问题让中央政府在此问题的决策上不得不慎之又慎。

　　尽管如此，尹稚还是觉得中央政府应该下决心搬迁。“不能拿三峡移民发生的问题来预估现在的移民。”他认为，三峡移民糟糕的地方在于淹没的低地都是最好的良田，最好的河谷盆地，淹没区是适合人类生存的，而移民区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那是倒着迁，生存条件比原来更恶化了。但是，汶川移民总体上来讲，能使老百姓离开极恶劣的生存条件而获得更好的改善。

　　对于汶川移民来说，成败首先在于中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来重建川西北高原，扭转早已濒临崩溃的发展模式。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老百姓的生存条件能否真正获得改善，将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操作意愿和执行能力。

　　国务院颁布的灾后重建条例中规定，灾后移民或者整体搬迁的程序里首要的一条是尊重民意，必须有公开的民意调查。但是，如何尊重，如何操作，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张通荣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认识还不能统一。”

　　杨厚学是离县城最近的双河村较场口组组长。记者到他家时，他正在统计搬迁意向的调查表。“双河村有1170多口人，大约有一半人不愿意搬走。”杨厚学说，填写调查表的时，老百姓都问搬到哪里、怎么搬，这些都确定不了，谁会贸然同意呢！

　　政府制作的调查表只是要求被调查者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选项上打勾，这种“隔口袋买猫”式的民意调查让很多人都犯了难。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搜集民意很多时候也是出自真切的决策需求，但面对这种基础的操作事务，他们却显得缺乏技巧，民主藏在细节之中。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开会，统一思想，甚至挨家挨户做工作，希望百姓们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从而同意搬迁。

　　“真正的民意调查应该兼顾多种价值导向。如果设计得过于偏激，或者价值导向单一，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这就不是民意调查了，而是民意误导。”尹稚说，干部普遍没有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当决策走向民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如何收集这些民意。

　　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面临搬还是不搬选择的百姓来说，他们没有汪友伦那样的民族情感和决绝态度，更多的只是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害怕的只是，在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重组中，本就剩余不多的资产如何得到保障，在很多时候，面对强势政府，百姓缺乏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双河村村民被认为是汶川县城最富有的一个群体。由于靠近县城，1980年代以来，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村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成为了城市发展用地，村民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征地以及房租收益。但是，所谓的富有也仅仅是体现在房产上。

　　“就拿我家来说，一辈子的积蓄全都在这些房子上了，有1000多平方米，价值100多万。除了这些，我其实也是一无所有。”杨厚学说，最担心的是搬到了新县城，这些房子怎么办，政府会不会给予补偿，他们将何以安身立命？

　　已经做出灾民住房损毁救治安置意见的都江堰市的做法更让杨厚学忧心忡忡。都江堰公布的办法规定，政府将向每户受灾家庭提供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的救助安置住房，或者14万元货币救助，但得到这些救助的前提是，必须放弃原有的房屋和土地权。这样的救助方式，政府征地的诉求似乎过于明显，无异于城市拆迁，让很多受灾居民难以选择。

　　政府趁机发展的冲动取代了重建民众生活的热情，这样的结果在汶川重建中怎样避免？这正是这样一次大规模生态移民成败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人文冲突，将会演化成一个长期性的东西，不仅仅有搬入居民与政府的矛盾，还有那些被迫搬走的原住汉人居民的不满。即使搬迁完成，新的县城，将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成为社会矛盾的火药桶。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汶川重建的成效将会是对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成功则不仅仅是川西北高原生态危机的缓解，更将为中国未来更多的生态移民提供经验，所谓“多难兴邦”，也可以添上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如果不那么成功，或将使这数万百姓成为游弋于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间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