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刊：第三方角色关注震区文化受灾

　　5月12日一早，林科吉家失踪的乌龟突然露了面。结果下午发生地震，成都震感强烈。

　　去年年底，在四川大学念博士的林科吉搬入高层住宅新居。他从巴中老家带回两只野生乌龟，一大一小，准备养在自家屋顶花园。小的那只，在水池里游了几圈就爬上岸，钻进花园泥土中。一连半年，没它踪影，都以为是死了，或跑掉了。

　　地震当天晚上，离奇出现的这只乌龟再次失踪。林科吉觉得蹊跷，把这事告诉了一些亲近的师友。后来余震不断，某天，小乌龟又回到水池里。那段时间，整个成都正陷入躲余震的兵荒马乱中。林科吉犹豫了一下，还是措辞谨慎地在小范围内发了条短信：

　　“我家那只乌龟又出现了。”

　　天天喊着做田野，现在田野就在我们身边

　　徐新建大笑道：“他这个短信的意思是，我理解，躲不躲你们自己看着办。”

　　“5·12”之后，躲余震一度成了成都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乌龟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震后10天，徐新建有一半时间睡在户外，或学校草坪上，或自家车里。这位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所所长发现，生活已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日子咋个过呢？拿起书来看，看不进去，写东西，写不下去。甚至希望报余震，希望跑，希望有各种的传言，很奇怪，好像那种混乱才是我的身体所适应的。很怕静下来，一静你就无所适从了。”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事实是，地震期间，成都各高校都有学生因惊慌失措而跳楼自伤，川大据说有数十人，另一所大学甚至有一名学生从二楼跳下后头部触地身亡。

　　所以当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启动时，徐新建一再强调，这首先是一个自救的过程，希望通过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日常训练，让学术志愿者们回到正常的轨道，从而参与进救灾的大命题中。

　　一位人类学导师提醒他的弟子们：“我们天天喊着做田野，现在田野就在我们身边，这既是责任，更是考验。”

　　人类学把自己介入研究的地域称之为“田野”。这里的“田野”，可以是偏远地区的村落，也可以是现代化大城市。

　　一位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前段时间正在重庆做一个墓葬的课题。他的专业是身体研究，属于医学人类学。地震发生后，他马上意识到，大量死难者的遗体处理，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突发事件后的大规模埋葬，是无法用细致的文化方式来处置的，必然会打破人们对死亡的常态处理。这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战争、瘟疫。那么，当无法用文化的方式来埋葬自己的亲人、伙伴、同胞，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

　　他赶到地震的重灾区彭州，目睹了遗体处理的完整过程：从单个遗体处理到上千具的遗体处理。徐新建在与他长谈后，深感灾难过后人类学大有用武之地。人类学者通过现场考察，用学科眼光记录下来的灾后整个场景和过程，会为我们今后的文明形态抽象出重要的经验。

　　乌龟、老蛇与狗

　　还是回到上述那只失踪的乌龟。它不仅是人们震后的谈资，更有意义的是它已成为严肃学科思考的对象。在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中，林科吉的分工是“灾难与异象”。他的记录，便从自家乌龟的异常反应开始。

　　他还专门跑了一趟成都市动物园。多数管理员都说，没有发现这里的动物有什么异常反应。但金鱼放养池的管理员注意到，观赏鱼类较平常有明显异常：不少锦鲤死了，还有一些鱼莫名其妙地往水池壁上撞。一位管养鸽子的大姐告诉林科吉，这里的鸽子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但在震前两天，她看到园内住所旁，有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爬到树枝上，将自己的颈部紧紧缠住，结果窒息而死。

　　老蛇自杀，在林科吉走访搜集来的种种“异象”中，算是最离奇的一桩。每每向人提起，总会激起人们最大的好奇。

　　然而并非没有批评：大家都在关注抗震英雄，关注灾后重建，你搞这些岂不是干扰视线？

　　对此，林科吉给出的解释是：田野调查必须尊重历史的完整性，在一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应该尽可能全面完整地去再现这个现场。记录老蛇自杀这类事情，是因为种种异象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非常盛行，而目前被媒体引导的社会情绪却又是遮蔽这类东西的。

　　从异象中提取地震征兆，曾被视为民间智慧的重要一环。但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中，人们却很看轻这种民间智慧，包括传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许多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士，将其视作无稽之谈，弃之如敝屣。

　　然而人类学学者看问题却不这么绝对。他们往往会这样设问：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一代一代传下来呢？这是因为族群生命赖以存活的经验就贮藏在其中。

　　林科吉访谈汶川漩口中学的老师得知，他们在办公与日常生活中经常能感到，地皮颤动一下，桌上水杯突然摇晃一下，“都是常态了”。在这样的多震区，通过田野调查能收集到大量与地震相关的民谣和谚语。

　　羌族更是生存于龙门山地质断裂带上，千百年来与地震相生相伴。在其经验中，对动物的震前反应特别重视，许多次地震，狗都是率先向人类发出警告的家养动物。在某些羌族地区，人们相信地震时只要大声叫狗就能制住地震。

　　在羌族文化中，狗被视为生活于地震带上的这个民族的守护神。著名的三眼带犬的二郎神，实际上是羌族所崇奉的猎神兼山神形象。

　　令林科吉担忧的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本就与传统经验形成一种断裂，它加速了人们对地方性知识的遗忘。而震后重建，羌族人可能会离开家乡，那些尚存的应对灾难的经验和心态，将如何保存？

　　面临遗失的，不仅是震中区域的知识系统，还包括这里的社会文化结构本身。汶川、茂县、理县、北川，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类学的研究把这一区域称为藏彝走廊，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带。

　　这片地域从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空间来讲，是很厚重的地方，有着丰沛的文化留存。但目前的重建方案，主要集中在安置家园(房屋)。“这里面有很大的空白，人类学恰恰在这些空白点上，是能够做事情的。”徐新建说。

　　“比如，我们画个地图，从汶川到周围的村落之间有很多等级，这些等级是长期以来一个社群赖以联系维持的网络，这个地方是集镇，那个地方是一座朝圣的山……这是这里世世代代的生活。重建，我们即便要达到它原有的水平，都应该考虑到这个文化网络、社会网络。”他加重语气说道。

　　房子倒、道路断、桥梁垮、堤坝溃堤，这些容易得到后期的重建。社会上的震荡，文化上的受灾，一般不容易看出来。这就很可能导致一种灾后重建的空洞。而这正是让这些人类学者忧心忡忡的地方。

　　所谓重建，应该是看得见这个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结构后面的功能，并对其传承做到小心呵护和尊重。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的救援力量这么快就进入了现场，但其实还有一个后期的更深层、更细微、更内在的工作。

　　徐新建希望重建不要搞成人海战术，人类学家应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有效位置，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是使数量通过结构表现为一种质量，如果你在现场，不能做一个消防队员的事、医生的事、建筑师的事，那么你就做一件他们不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