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地震中的社群凝聚力

　　成都人，灾民？

　　到都江堰、彭州，成都人总说是“去灾区”。可谁又能肯定地说成都市里就不是灾区呢？

　　博士生李菲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她能感受到成都人在地震后的那种尴尬。“我们看汶川、都江堰，认为那里是灾区，我们在救助。但实际上对于整个外围，我们是灾民，在被救助”。

　　她在小区楼下做了一个调查，受访的人当中，有的认为自己是灾民，有的认为自己不是。凡认为是的，都有外在文化指标。有人说是因为外地朋友打电话来慰问，你们灾区咋样啊。还有人是因为移动和联通发了通告，这期间手机欠费了也不会停机。

　　看到这个，哦，我享受了灾民待遇，所以我是灾民。

　　与此相对应的，是李菲认识的一个女孩，老家在什邡重灾区，房子都垮了，但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灾民。到震后第十天，政府开始发放救灾物资，她在领到物资那一刻才意识到，哦，我是灾民。

　　灾民这个概念迅速成为一个调节杠杆。“它调节所有人的情感投入、全国的关注重点，调节物资调配，包括政策倾斜。比如，同样的一个救灾帐篷，我就觉得我们成都是灾区，那成都人用了这个帐篷为什么不行呢？”李菲反问。

　　她指的是前段时间在成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件：一些小区内发现了印有“救灾专用”字样的帐篷，市民们一拥而上，拍照，放上网，查车牌号，查身份，开始“追杀”。

　　李菲觉得这种现象“很不正常”，灾民明明是一个范围可以被界定的概念，但这个时候它被道德化了。帐篷本来可用可不用，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但一旦上升到道德层面，你一旦用了，你就要被“追杀”。

　　“那是否意味着，成都人自己有清晰的划分，在成都市区范围内不能自认为是灾民或者享受灾民待遇？”记者问。

　　“问题恰恰在这里。成都人的自我定位极其模糊，是症状性的。别人认为他是灾民，他认为别人是灾民，在这个夹缝当中，他的认同会往两边走。灾民这个概念看似客观，最后变成了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李菲说。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我觉得，我是。”她几乎没有犹豫地说，“灾民有几个指标嘛，可能有人身伤害，经济上的损失，但其实还有心理伤害这一层。只要你的常规状态被打乱，你都应该被纳入这个范围。当然，我们国家的标准只有物质层面。”

　　灾难过后的灾民化过程，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的极好契机。至少，李菲相信，这样的田野记录足以深化人们对一个城市及其市民的认知。

　　你毕竟是一种被过滤了的痛苦，别人却是直接面对

　　李菲自认为，自己作为成都人的经历非常有价值，“因为大家在关注灾区的时候，就把成都忘了”。然而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题目”，却在她去了一趟都江堰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后，非常坚决地换成了另外一个。

　　在都江堰，由于有当地工作人员接应，他们“很有幸地”进入到了一般人进不去的安置点。

　　安置点内，一个都江堰原来比较成熟的社区被集中安排住在露天帐篷区。帐篷里热得难受，几十号人，聚在外面聊天。话题有很多是抱怨。李菲马上就晓得，这个点很值得关注，“因为你可能会遇上个人、零星的家庭，但在灾后还能保持一个小规模社群的状态，太难得了”。

　　遗憾的是，管理者并不喜欢这样保留了原有结构和功能的社群，认为他们“抱团，不服从管理，总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这个社区正面临被迁出或拆散的命运。

　　看她挂着相机，这些人以为李菲是记者，于是抱怨给她听。安置点里听到的看到的，使李菲觉得“受了刺激”，因为很多状况，和之前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管理秩序。“这个我恐怕不能详细去阐述了。”她有些抱歉地说。

　　这个过程中，一个老大爷瞅准机会拦了她三次。老人“看得出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腹部有伤，由于手术后养护不当和没休息好，伤口已经开裂、翻红。老伴有高血压，正躺在一边。老两口因为到安置点晚，没分到帐篷。老伴被一家帐篷收留，他白天闲逛，晚上就去混帐篷，今天这家，明天那家。

　　头两次，他在李菲身旁说自己的情况，没提要求。但李菲知道他对自己有期待，而田野调查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所以把持住了，回避他，不搭话，“眼神都不和他碰”。

　　第三次，他又来了，想说点儿什么的样子。

　　“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到了那个情境，你晓得要是不那么做，肯定回去觉都没法睡。”李菲决定要“打抱不平”。

　　当时安置点内正在分活动板房，要求根据帐篷号登记。她上前问一个工作人员，“请问他这样的情况怎么安置？”

　　“问对面那个。”甩过来一句。

　　对面那人眼都不抬一下，“这个下来再说！”

　　“啥子呢，下来再说？下来好久呢？”李菲没退。

　　那人转过来跟她打了个照面，见挂着相机，有点儿慌，“主要是现在太忙了，他的情况下来再说。”

　　李菲跟进道：“耽误你两分钟时间，麻烦你给这个老人家讲清楚，到底需要哪些材料，他好去准备。”

　　那人给老大爷讲了。老人对李菲千恩万谢。“他不这样还好，这样我就更难受了。我晓得我干预了。我脑袋里当时就是这个词。学科术语马上就在头脑里转，糟了，干预了。但我想，管他的，干预就干预了，反正我的调查主体上并不受影响。”

　　但导师徐新建却不这么想。他判定，作为一名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者，李菲的工作心态和方式已经影响到了调查质量。因为人类学者要了解的是，这个地方平时是什么样子，没有自己在的时候，它是如何运行的。“如果我们去了，对那里指手画脚，实际上已经改变了那个地方的真实情况。那还怎么深描呢？已经没有办法深描了！”

　　这涉及学科规矩。人类学对社会记忆的保存，对口述现场的采集是有一种敏感性的。新闻有导向性，而人类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价值中立，主位客位结合，尽量不作道德评判。

　　所以此次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一开始就明确：不要介入讨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原封不动地、完整地、立体地、客观地记录，为今后的人认识这个事件和这个地区发生的这些情况，提供其他方面所难以获取的真实。

　　“这些原则是人类学本来就有的，这次我们只是重申了这些原则。因为我们的学生容易激动，会有一些情绪，直觉的判断是同情老百姓，觉得官僚一般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人类学者在安置点，应该是第三方的角色，既不偏听受灾群众的抱怨，也不完全轻信组织者的表白。这才是对这门学科身后的公众负责。”徐新建分析道。

　　无论如何，李菲在都江堰安置点所受的刺激，都促使她在3天的“亢奋期”内，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报告。

　　她说：“作为成都人的经历肯定要写，但我必须把这件事摆在前面，因为它让我有一种职业和道德上的双重责任感。成都人，你不管作为灾民也好，非灾民也好，处在什么样的夹缝当中，但你的痛苦毕竟是一种被过滤了的痛苦。别人直接面临的是烈日、食物状况、没有隐私权，包括出入自由。”

　　李菲的题目是“灾民安置与社群重建”。这是震后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在一次人文学者座谈中，曾专门论及此。

　　地震中，个人会被切断社会联系，被“原子化”，这时能否度过，比如震中区的人在被深埋后能否保持镇定，靠的是个人品质。而社群能不能组织起来生存、自救，则要靠集群品质。

　　赵毅衡说，他非常想看到有关社群的深入报道，比如汶川被隔断了两天，汶川人民是怎么样集合起来的？一个村子被隔断了，那么村子里的一两百人怎么过？这个时候领袖怎么产生？凝聚力怎么产生？一个学校的人，校长如果消失了，余下来的人是怎样集合起来的？

　　社群受灾，若能自动做出良性有序的基本反应，如骨干分工、食物分配、居住安排等，那么他认为，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赵毅衡自问自答，“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隔断，比如飞机失事，比如在外国遇到暴民。那么，这个时候人群靠什么方式凝聚起来？我说的不是民族凝聚力，也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社群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素质的表现。”

　　关于这场大地震，从国家到个人角度的思考已经不少。赵毅衡提出，在民族团结精神与个人镇定力之间，还应当更加关注一种社群凝聚力。“中国人是不是还像孙中山说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我觉得主要就是要看是否具有这种社群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