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忆自己提劳动力可交换获温家宝肯定经历

　　虽已年近8旬，高尚全仍不时被陕西、重庆、江西等地邀请去讲课或进行项目评估，他还指导好几所高校的博士生。

　　高尚全说自己50多年来的岗位在变，但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改革”。上世纪50年代就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先后参加过6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报告。

　　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次年7月12日，国家教委研讨如何在市场经济背景中完成教改。4个月后，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如何具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高尚全参与了“决定”起草。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听他讲述他所见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对话人物

　　高尚全

　　1929年9月生于上海市嘉定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至今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文件的起草，都有他的身影。

　　“匈牙利的牛都认识中国人”

　　背景：匈牙利是第一个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多次派人去进行考察。高尚全也曾率代表团去考察，回国后提出，应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昨天我们报道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过程，这是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它和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差别在哪里？

　　高尚全：1984年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

　　新京报：但那时仍规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土地、银行等不是商品，说明计划的痕迹还是很重。

　　高尚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明确“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新京报：取消指令性计划今天看来很平常啊。

　　高尚全：今天看来平常，但当时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新京报：既然如此，怎么又能写进政治报告里呢？

　　高尚全：主要是当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经济理论界的共同努力。

　　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匈牙利。中国去考察的很多，中央各部派人，地方派人，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告诉我：“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

　　我又去捷克，发现实行计划经济后，该国的一个名牌皮鞋消失了。皮鞋需要个性，按计划生产的鞋没人要。

　　所以要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你是怎么让十三大报告吸收你的观点的？

　　高尚全：我在1987年写了一个建议《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登在体改委简报上，我讲了三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经济合同制。时任国务院总理看了以后批示要把这个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

　　“计划经济”回潮

　　背景：1989年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此后五省体改委主任讨论市场机制的座谈会也开得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

　　新京报：十三大之后到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一帆风顺了？

　　高尚全：还是很曲折，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回潮，有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

　　有人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那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选择的？

　　高尚全：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了参考作用。

　　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共中央领导参阅。李鹏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另一篇是1992年4月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认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最后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写报告，希望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突破。

　　新京报：当时对改革的非议还没过去，体改委做这些事情就不觉得敏感？

　　高尚全：是很敏感，当时对外经济司的材料是由副司长整理的，他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经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