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还是一个未竞之事业

　　- 新观察

　　市场需要制度基础

　　尽管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就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不过，经历了加有限定词的“商品经济”，一直到1992年，“市场经济”的名分才确定下来。

　　自此以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货币化，国有资产也可以进行交易，更重要的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空间。这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的财富也迅速增加。

　　整个九十年代，市场获得广泛的赞誉，只要经济领域出现什么问题，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市场化。中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同，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不过，仅仅十来年，市场的声誉就发生了一个翻转。大约从2004年开始，质疑市场、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声调陡然升高。人们不再认为市场化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人们看到了很多问题，权钱交易，贫富分化，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等。既然这些问题出现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人们就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这种公众心态让那些曾经，并仍在为市场化辩护的经济学家，也顿失光彩。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并且确实出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却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而是组织这种改革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框架。

　　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无非就是人们依据价格信号进行交易的机制。所以，一个集贸市场就是一个市场。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官方的文件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建立作为一种安排经济活动之完整制度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立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比如，它是享有明晰产权的、平等的交易、合作主体，遵守某些基本规范自愿地进行交易、合作，政府对这些交易、合作活动的干预被限制在较低水平上，并且是依法进行的。要保证这些，就需要其他制度基础：法律上的平等，私人产权保障制度，法治，有限政府，等等。总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要正常地组织社会的经济活动，就需要以更广泛的宪政框架为前提。

　　不幸，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时候，并不具有如此完善的制度框架，比如，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尚不能真正自由地流动，农民对土地也不享有完整的权利，劳工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如此条件下展开的市场化过程，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化。由此当然会导致市场机制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能公正地分配。那些因为权利不完整而蒙受利益损失或者自认为丧失了机会的人，当然会对这样的市场化过程产生不满。

　　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还是一个未竞之事业。1992年确认“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大进步，今天则应当尽快地补上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法律条件。

　　□姚仲秋

　　7月12日

　　●中国人才规划

　　1983年 教育部、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专门人才规划工作会议的第四天，会议规定制定专门人才培养规划任务。

　　●香港劫钞案

　　1991年 香港发生开埠以来最大劫款案，1.676亿港元被劫走。

　　●反对“一中一台”

　　1994年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台湾当局公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发表谈话指出：坚决反对说明书鼓吹的“两岸分裂分治”。

　　温故知新

　　行政机关摇身变成“集团”

　　1993年，全国正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潘岗寄信于人民日报，表达自己的担忧。

　　如今，党政机关、机关干部纷纷经商办企业。

　　报载，某市交警部门办起汽车配件、修理公司，规定不与其公司发生业务的车辆不予年检；某单位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控购商品权，成立了“控购商品专营门市部”，凡需审批者，只要在他们的门市部购买一律放行。更有某市防疫站办起实体后，硬规定各商店、饭馆用的灭蝇药必须到这个实体购买，否则检查卫生时视为不合格。

　　甚至许多行政机关摇身变成“集团”，截留企业自主权。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是公平竞争。上述这些机关实体，却凭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同时，权和钱捆在一起，也为以权捞钱等腐败现象开了方便之门。

　　机关干部投身市场经济的海洋，为消化富余人员开辟了渠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须注意的是，要官则官，要商则商，坚持政企分开，切不可商官不分，步入误区。

　　———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3.02.27 第3版《莫把权力带“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