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北的烦恼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琛、特约撰稿李子薇/北京报道

    小范围的局部极端天气,整体势头有别于他国

　　近两年,极端天气现象频发,曾经长年才会出现的历史纪录轻而易举地被屡屡超越,全球灾害清单读起来如同一部仿真版的好莱坞灾难片剧本。极端气候不露声色地洗刷着人们心目中的“异类”属性,逐渐演化成一种准常态事物。

　　在我国频发的极端天气充分显示了全球化姿态,逼迫人们思考新的未雨绸缪方式,从全局意义上应对以往的“局部”问题。

　　追求有章可循

　　“极端天气的极端主要体现在强度和幅度,而不是罕见的类型上。”北京气象学会高级工程师陆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极端天气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过我国地理版图大,几乎每年都会遭遇极端天气现象。”

　　她提到,原本不容易出现极端天气的地区现在也会发生,我国极端天气发生的点明显增多了。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认为,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会加剧,不仅频率加快,强度也会加重。对中国农业,以目前和可预见的情况看,主要还是北旱南涝。

　　“旱灾是一个长期趋势,不过这几年旱灾发生形势和发生特点有变化。”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方宪法注意到,过去华北、东北春旱比较多,春旱以后,降水还能达到常年水平。但现在后续降水跟不上,2005年以后很明显,比常年偏少40%;南方地区季节性干旱出现频次升高,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主任王振耀向本刊记者诠释了他的字典里的“压力”与“挑战”——这些极端天气现象,变化无常,打破了既有文字纪录,打破了原有传统规律,打乱了已有格局,打乱了常规生活方式。

　　“不仅出现了原来没有的一些灾害,还出现了小范围的局部极端天气,整体势头有别于他国,范围广来势猛,对基本建设、备灾准备都是极大挑战,大家措手不及,因为没有经验,没有准备。”

　　不仅规律没了,还怪了,王振耀一口气列举了好几件事:前年长江流域旱了,出现了长江没有汛期;今年海南4月就来了台风,本来5月份就算早的了;去年12月南方先大旱,和财政部讨论南岭缺水事宜未果,雪灾突如其来,“对整个国家的减灾体系和工作思路提出了非常紧迫复杂的要求。”

　　前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御极端气候灾害》一文里写到:未来20年全球气温增高的趋势仍将持续,这将使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更为严重。

　　他预测说,受气候变暖影响,我国日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上升,冬季极冷期可能缩短,夏季炎热期可能延长,极端高温、热浪、干旱等气象愈发频繁。我国北方地区降水量增加,相应降水日数显著增加,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大雨日数也将显著增加。

　　而未来4～5年,黄淮海地区出现30～50年一遇的极强降雨事件的概率将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加4～6倍。长江流域出现连续大旱的可能性较大,部分地区的干旱程度、范围、持续时间还将进一步加剧。渤海沿岸和长江口地区的台风最大风速将增加约19%,破坏性更强,防御难度加大。

　　控制极端气候的杀伤力

　　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一次公开发言中称,现在虽然还没有极端天气造成损失的具体数据,但是由于整个气象灾害,以及由气象灾害引发的地质灾害,包括洪涝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过去15年时间中,全国平均一年是1000亿到3000亿的损失,占GDP的1%～3%。

　　他介绍说,近年来由于提高了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等,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当时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是3%～6%,进入本世纪以来,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

　　今年1月以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气象灾害席卷全国,全国有20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受灾,尤以南方为重,造成的影响几乎涉及各行业及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虽然由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课题组组长挂帅的《2008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分析报告》中概括说“国内极端气候灾害的影响短暂有限”,但雪灾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连锁反应,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力的损害不言而喻。报告认为雪灾对投资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投资的正面影响。

　　据农业部调查,冰雪天气造成全国三分之一蔬菜受灾。即便是在没有受灾的北京等地,因受交通运输不畅和运输成本提高的影响,蔬菜价格在春节前后较灾害来临之前也上涨了一倍左右。

　　截至2月1日,湖南、贵州等二十个省(区、市)因低温冻害作物受灾面积发展到1.41亿亩,其中绝收1628万亩。报告统计,由于一季度农业生产大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灾害的影响,一季度农业生产增速将继续下降,估计同比增速为2.5%左右。

　　“我们全年的灾害损失一般是2000亿,而光这一个南方降雪,受灾人口达1亿多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为近50年来同类灾害之最。”王振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全球极端天气的频现将导致一定程度上决定于气候的农业产量出现极大变数。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主任林而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不仅农业生产受灾风险加大,也使农业结构、农业病虫害发生规律和农业气象灾害发生规律产生了变化。

　　秦大河文中提到,估算表明,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波动,从过去的10%增加到20%,极端年景甚至达到30%以上。同时,全球粮食生产的波动也将加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

　　期货市场应当是对这种波动最敏感的。北京首创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董双伟介绍,这两年大宗农产品价格飙涨,价格受供给影响,天气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因素。

　　目前北半球农作物的种植都已结束,正是该关注秋收的时候。“现在的干旱主要集中到新疆、河北、河南,小麦6月上旬已收割结束,棉花市场主要害怕8、9月下雨,这两者幸免于旱。受干旱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玉米和广西的甘蔗。”

　　国内大豆每年一半多都靠要进口,而全球大豆主产区美国6月中旬中西部刚遭洪水,很让人担忧9、10月份收获时会出现问题。

　　“耕地种植面积有限,提高单产技术短期内很难突破,天气因素对农作物产量影响很大,供应稍微有一点缩减,就会很迅速地表现在市场价格上。” 董双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趋利避害的可为空间

　　黑龙江农垦,以前3000万亩地有1/3种大豆,全球温度持续升高后,相应增种了水稻(冷凉地区,温度升高是有利于水稻生产的),将以前1/3种大豆的地区改种成水稻,达到2/3的地区都种水稻。大豆的产量300公斤每亩,而水稻是八九百公斤每亩。

　　趋利避害,不单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思路,也是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的积极手段。林而达说,极端天气的变化是逐渐过渡的,从农业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需要做一些小程度的调整。

　　整体而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国的粮食种植布局是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后的结果,每个地区适宜种植的产品基本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不会因为极端天气的加剧而做较大的改变。”

　　西南大学教授戴思锐认为,极端天气对农业作物和生产造成损害后的恢复重建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项目的选择和管理决策上。这也意味着,以目前形势看,极端天气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还未达到决定产业生死存亡并最终决定全局经济的重要程度,但是一些地区的生产节奏和规律已随之有所改变。

　　“针对极端天气,应该把防御技术和灾后恢复技术放在首位。”林而达强调说。由此,农田基本建设,如灌溉系统、排水系统、农田防护系统等都必须把好关。

　　多年实践在一线,方宪法感慨良多。在他看来,工程装备技术手段是提高抗灾抗旱能力的重要措施,可是现实中,农业抗灾抗逆能力建设还很薄弱,“农业设施条件还不如上世纪70年代末,公共水利设施维护缺乏行为责任主体,斗渠农渠毛渠失修严重,农田基本建设和土地整理缺口比较大。”

　　“农业基础设施工程的保障能力和建设水平还很落后,东北、华北这些粮食主要产区旱涝保收田少,可很多地区水库失修严重,水库都是死库容,雨水来了,不敢高水位蓄水。灌溉手段还都是大水漫灌,大旱一来,绝产都是定势。”他担忧地说。

　　除此以外,在谈到洪涝灾害时,方宪法评价说,“应对涝灾现在主要是排水和疏导问题,但现在主要依赖人海战术围堵,向泄洪区排水的装备非常欠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风险管理官员王蔚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今中国国内也很重视研究推广一种低成本、创新性的农业保险机制,这在国际上已有一定探索,即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来吸收风险的农业保险,是传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

　　靠自己是硬道理

　　走进减灾办所在大楼,一排单面易拉宝吸引了本刊记者,走进仔细一瞧,上面有办公人员节能诊断报告,有办公室开窗情况统计,办公室开窗原因调查分析,办公室照明节电跟我学,节约办公用品的倡议书等。

　　“极端性天气最大一个特征就是想不到,但是你准备了吗?”王振耀深有感触地“先发制人”。

　　谈及减灾工作的制约因素,他开门见山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等待是减灾最大的一个障碍,政府的行动能力必须有民间的互动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社会和个人都没有充分参与进来,缺乏各种各样形式的对话和探索。”

　　他感觉,各界都缺乏应对新形势极端天气灾害的准备,把这理解为专家的责任,当成局部现象和孤立的事件,鲜有从已过去的灾害中吸取教训的。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研究准备不足,多年来我们有社会处理灾害的传统方式,可是新灾害屡屡出现后,有多少是进一步发明了一套可行性技术、思考一个体制来使社会管理改变方法呢?

　　汶川大地震后,王振耀在灾区看到很多志愿者有序民间互助,“他们在灾民安住点指导灾民收垃圾,建厕所,那可比北京等着上公共汽车的情形有序多了。”

　　由此他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灾害来了后,无论贫穷与贵贱,所有人都是相同意义的灾民,自救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应对灾难时平等参与,被动等待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对极端性气候人类要有积极的非常规的准备,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只满足于重视一些原则和概念,而不具体到小节。”简言之,王振耀认为社会对灾害的应对,太脱离日常行为方式,离个人直接相关的行动太远。

　　“极端天气来去不定,生活在一个地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面对减灾难题,灾后再等被动救援就迟了,平时就应该储备一些应急知识和物资,模拟演习避难措施。”王振耀话锋一转,继而说,“预防损失,不也包括从自我节能做起,通过实实在在的小事为减缓极端天气的发生做点贡献吗?”■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