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孔令民的红火事业有所不同，空竹艺人张国良正在为传承人发愁。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爷爷和父亲以制作空竹闻名老北京，号称“空竹张”。 1990年张国良辞去公职，专心制作空竹。那段时间，张国良每月都要到通州找农民买搭塑料大棚的竹子，然后自己一个人拉回家，根据竹子的粗细来制作。但由于会玩的人不多，空竹的种类也比较普通、单一，于是销路成了问题。无奈之下，张国良只得自己带上空竹到天坛公园、龙潭公园、陶然亭公园门口摆地摊。

　　张国良说，尽管空竹有1700多年的历史，但现在即使想要找到100年前的空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空竹一直被人们当做玩具，买回家，玩几次，就扔了，更谈不上好好收藏。”于是为了提高空竹的品质，张国良开始从原料下手，他运用了红木、紫檀等高档木料，并在制作中加入镶嵌、雕刻等工艺。而由他设计的“空竹中国象棋”则更为有趣，远观是一副象棋，近看原来每颗棋子都是一只小小的单轮空竹。

　　经过这些改进，张国良的空竹开始供不应求，光是空竹协会会员的订单就让他忙不过来。这时他开始考虑传承人的问题，然而自己的儿子对空竹制作并没有太多兴趣，已经从事了其他工作。几个徒弟虽然手艺不错，但在张国良看来，还都缺乏悟性，目前也无法承担空竹传承的重任。如今，张国良还在宣武区上斜街小学开办了空竹制作的校本课程，他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合适的传承人。“我要找的不是匠人或学徒，而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经济头脑，能把空竹做成产业的传承人。”

　　与张国良不同，让“葡萄常”传人常弘挠头的问题，并不在于没有满意的徒弟。常弘说，“葡萄常”是一种工艺葡萄摆件，先把玻璃料烧化，然后用吹管吹成一颗颗葡萄珠，退火后再把它们连结成串，最后配上枝叶。“葡萄常”成名在1894年，当年的阴历10月，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做六十大寿，当时戏楼摆放了一株工艺葡萄，慈禧信以为真，于是赐了一块“天意常”的匾给常弘的高祖，从此常家享誉京城。

　　常弘说，玻璃葡萄技艺曾有过两次外传。一次是新中国公私合营后，常家并入绢花厂葡萄车间，招收了一些学徒。后来葡萄车间解散了，玻璃葡萄技艺也就失传了。第二次是1977年，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提出要找到失传的葡萄常，后来在花市找到了第三代传人常玉龄，并把她请出来组织合作联社教回城青年制作玻璃葡萄。1986年，常玉龄去世后，这项技艺再次失传。

　　此后，常弘、常燕姐妹都有各自的工作，也没有人提起玻璃葡萄。直到2003年，常弘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葡萄常后继无人》的报道，很受刺激，于是姐俩找到了北京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于志海，表示作为葡萄常的第五代传人，要恢复这一传统技艺。

　　在恢复的过程中，上色遇到了难题。开始她们按照过去流传下来的名称购买颜料，但是发现根本就买不到，于是只好自己调配。这时妹妹常燕的美术功底派上了用场，不但配出了想要的颜色，而且根据时令变化，还衍生出不同生长阶段的葡萄颜色。有的嫩绿、有的绿中带红、有的红中带紫。而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葡萄常”最绝的就是每颗葡萄外面都裹着一层白霜，看起来无比逼真。

　　目前，“葡萄常”的摆件除了日本有少量订货外，几乎没有对外销售，主要是知道这门技艺的人不多。已经退休在家的常弘表示，这次奥运会的确是个难得的机遇，但究竟如何更好地把玻璃葡萄介绍给世界，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玻璃葡萄进入市场，常弘也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她认为，有的民间艺术品是可以走进市场的，但有的更适合走进博物馆。在她看来葡萄常中的吹珠、上色、上霜等工艺完全靠手工制作，不是可以成规模、批量生产的，也因此很难走进市场，而博物馆可能是更好的归宿。

　　尽管和常弘一样，聚元号弓箭传人杨福喜也是半路接手，但他的事业和孔令民一样蒸蒸日上，从他那大嗓门就能听出心情不错。

　　1998年，杨福喜开始从父亲手中接手隔断了40年的弓箭制作技艺。头几年，生意很低迷，买主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2001年才卖出一张弓。就在杨福喜苦恼时，他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和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徐开才给他介绍了很多顾客，而对射箭深有研究的谢肃方也把他的弓箭介绍到香港。如今，杨福喜的弓箭订单已经排到了2009年。除了几个徒弟外，杨福喜20岁的儿子也跟着他一起做弓箭，对于未来，他信心满满。

　　在于志海看来，尽管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北京民间的传统艺术总体正在向前迈进，而且代表人也越来越年轻化，这次参加奥运表演的民间艺术家很多都在40岁左右，最年轻的只有20多岁。“尽管传统艺术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奥运会的召开将会给这些艺术带来不可预期的发展机遇，民间艺术新的活跃期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