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焰火的生命力，

　　而不是不停地喷花

　　人物周刊：你每天进出这个巷子，每天看到北大红楼，你是怎样体会北京的？

　　蔡国强：就是看到真实的、日常的北京。我很喜欢北京，虽然北京人挺闹的，但这个城市有一点点沉默，包含在她的历史里，包含在城市的性格和精神里，也刻在她脸上，这让我有一点点感动。

　　这个城市的新建筑，像“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机场航站楼，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野心，但又控制不好，一方面是她的古典稳重，另一方面心里又在扑扑乱跳，这感觉很有意思，这东西就有它的魅力。北京本来是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现在一边冒险一边学着控制，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起来了，就是发生，就是存在，就是历史，这一点北京比上海更大气。

　　人物周刊：开闭幕式上有这么多人，使用焰火会不会有危险？

　　蔡国强：所以我们在场地内外都做了很多模拟实验，包括焰火产生的高温对“鸟巢”顶部的膜的破坏性实验。基本上都不错，相对安心，不过还要看最终效果。

　　人物周刊：你曾提到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造型，是指什么？

　　蔡国强：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爆炸，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设计是针对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样，不是不停地喷花喷花喷花。上海每年都有烟花节，你再看全世界的烟花，都是一些传统的花样，10分钟之内就无花可放了。

　　焰火比较难出造型，和爆炸点的大小、发射的时间、到达空中的高度、位点以及停留的时间有关。要想让08奥运的焰火传达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第一是爆炸点要小，爆炸点大的话就不好控制形状；然后要把不同的爆炸点镶嵌到空中不同的高度；还有速度，“哒哒哒哒哒”接连地向上喷出，最后同时呈现。要控制好每一个爆炸点的瞬间，不同的爆炸点可能相隔几秒钟升空，但它们携带的芯片会控制它们在同一时间爆炸，就像在华盛顿看到的那样，每个爆炸点处于不同的高度，最后形成一个龙卷风的造型。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这次造型会更多。

　　人物周刊：对奥运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会不会更多地运用你的标签——中国元素？

　　蔡国强：不一定。其实我的标牌“中国元素”是在中国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没有。你看在华盛顿的那个爆炸——龙卷风，跟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你非要说我在用中国元素，也不完全是错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汽车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墙……这些都要说成是中国元素吗？那汽车也是中国元素了。

　　人物周刊：日本留学那段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蔡国强：可能是在材料和形式上追求极致。他们对待材料本身特点、价值的态度很特别。他们看花、抚摸花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人用书法写“花”这个字，可以写一辈子，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坚持、精致，还有一定的禅宗精神在里面，可以获得无限的安慰和支撑。

　　到上海读书那4年对我影响也很大。上海也比较个人主义，跟国家政治和以改变国家命运为目的的艺术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离，艺术比较多样化，注重形式，像当年的“海派”艺术。后来从日本到美国，比较一贯性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意识形态比较偏离。

　　把火药变成颜料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火药而不是其他？

　　蔡国强：跟家乡有关，那时候很多邻居的孩子下课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补贴家用，做鞭炮的火药随手可得。火药之前我用过许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风的力量或鼓风机吹油画颜料，想让画“动”起来，或者把画布拿到礁石上、榕树的树根上去拓片，有一阵子也用火烧一烧，看油画烧过之后能不能起泡之类，总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笔一笔去画的，所谓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觉得这样做还是太小气，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药。开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烟花喷些火药到画布上，但画布被打出一个个洞，无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来。后来就在画布上用鞭炮火药撒出形状然后点燃，这样能出形状，就像画画一样。这样，火药就完全变成颜料了。

　　人物周刊：画布不再破掉？

　　蔡国强：有时候还是会破掉。火药的速度，它产生的压力，两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当中，规规矩矩的，还是不过瘾。要稍微有一点来不及躲开、点燃之后赶快去灭火的感觉。

　　这跟我的天性刚好相反。我一直比较胆小、中规中矩，画画人家用笔很大气，我却甩不开，身体也比较瘦，做事情放不开，而且特别地怀旧、喜欢寂寞。我常跟国外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美术馆馆长和策展人说，以后年纪大了我要回故乡画风景画，画春夏秋冬，那些仍然会让我感动。

　　所以火药爆炸的那种破坏性实际上是冲着我自己来的，用这种不大好控制的、极具偶然性的方式来改变自己过于理性的创作和想法。我对火药这种材料一直怀有不安和不甘心，它对我一直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怨艾。

　　人物周刊：借助外力把自己打开。

　　蔡国强：还有对材料本身的自然属性，对其中蕴藏的神秘感的迷恋。火药这东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尘土，爆炸之后就变成烟痕、残灰，很安静很安静。我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人物周刊：在你被收藏的作品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偏爱的？

　　蔡国强：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但每年特别记得住的只有一两件，偏爱哪些，很难说。比如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我雇了一艘帆船，从运河开进威尼斯，带去100公斤人参，给双年展“补一补”，给威尼斯带去“被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那一次很美好。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我做了“收租院”，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缅怀一下消失的乌托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人物周刊：你说过“我不是赵无极，也不是贝聿铭，我就是当代好玩的人当中的一个捣蛋者”。

　　蔡国强：是当代艺术家中的一个。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跟这个时代的互动多，好对时代脉搏、社会环境作出敏感反应，形式和方法都很丰富，在媒体上也很受欢迎，因为有话题性。贝聿铭和赵无极做的东西没有人批评的，我的作品有人批评说“ 打中国牌”、“讨好西方”，这说明他们完全把我当自家人。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中有一种态度：轻松，不一本正经，这是怎么来的？

　　蔡国强：我的个性比较叛逆，不愿意把东西做死了做僵了，喜欢自由自在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从哲学上说，不一定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从万变中寻求不变。所以人家找我做作品，都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来，一会儿来个船，一会儿来个飞机… …现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正在展出我做的一个飞机，曾在圣保罗双年展展出过的，他们买下来(收藏)，展览一年半。现在进机场身上的小刀、指甲刀不是要被没收么？我就把圣保罗机场没收的两万多只指甲刀、小刀都插在一个飞机上，叫做“一路平安”，那个飞机全身像刺猬一样，光芒万丈。

　　这次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人山人海，每天队排得很长，陈丹青说他是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去的，这说明我的东西至少是雅俗共赏。这也是出国以后的改变，如果我一直在国内，也许会追求一种更“高深”一点的风格，显得更像一个有学问的当代艺术家。但在国外，发现西方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一直在一个小圈子里游戏，他们的艺术是偏食的，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都成了博物馆的藏品，你会觉得现在再做那些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人物周刊：批评家尹吉南把黄永砯的“纸浆艺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徐冰“鬼打墙”的拓印和你的火药称作海外“四大金刚”，针对中国四大发明来的。

　　蔡国强：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外国人也在用他们的文化，关键是为什么用，用得怎么样。

　　我从来都认为，没有祖先对不起我们的事。假如我们认为过去的文化现在没办法用了，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不要搞错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做得不如他们好，不要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西方文化又怎么样？它曾经非常非常保守，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它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一路走来，相对是丰富多彩、充满激情和开放的。只是近代以来，国家要救亡，民众生活艰难，我们的文化才慢慢走进了一个怪圈。

　　人物周刊：如果有什么会限制你的创造力的话，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蔡国强：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样心跳和激动，这是最大的打击。如果别人看我的回顾展觉得，这个人还挺能做的，到现在没有显出疲态，这样就挺好。

　　(感谢实习生赵新星对本文的贡献)

　　蔡国强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赴日本留学，199 5年移居美国纽约。曾获1995年日本文化设计奖、1995年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超国度文化展本尼斯奖”、199 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2001年美国欧柏特艺术奖。2001年，负责APEC大型景观焰火设计。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