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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29日13:28  南方人物周刊

  针对焰火的生命力,

  而不是不停地喷花

  人物周刊:你每天进出这个巷子,每天看到北大红楼,你是怎样体会北京的?

  蔡国强:就是看到真实的、日常的北京。我很喜欢北京,虽然北京人挺闹的,但这个城市有一点点沉默,包含在她的历史里,包含在城市的性格和精神里,也刻在她脸上,这让我有一点点感动。

  这个城市的新建筑,像“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机场航站楼,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野心,但又控制不好,一方面是她的古典稳重,另一方面心里又在扑扑乱跳,这感觉很有意思,这东西就有它的魅力。北京本来是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现在一边冒险一边学着控制,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起来了,就是发生,就是存在,就是历史,这一点北京比上海更大气。

  人物周刊:开闭幕式上有这么多人,使用焰火会不会有危险?

  蔡国强:所以我们在场地内外都做了很多模拟实验,包括焰火产生的高温对“鸟巢”顶部的膜的破坏性实验。基本上都不错,相对安心,不过还要看最终效果。

  人物周刊:你曾提到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造型,是指什么?

  蔡国强: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爆炸,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设计是针对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样,不是不停地喷花喷花喷花。上海每年都有烟花节,你再看全世界的烟花,都是一些传统的花样,10分钟之内就无花可放了。

  焰火比较难出造型,和爆炸点的大小、发射的时间、到达空中的高度、位点以及停留的时间有关。要想让08奥运的焰火传达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第一是爆炸点要小,爆炸点大的话就不好控制形状;然后要把不同的爆炸点镶嵌到空中不同的高度;还有速度,“哒哒哒哒哒”接连地向上喷出,最后同时呈现。要控制好每一个爆炸点的瞬间,不同的爆炸点可能相隔几秒钟升空,但它们携带的芯片会控制它们在同一时间爆炸,就像在华盛顿看到的那样,每个爆炸点处于不同的高度,最后形成一个龙卷风的造型。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这次造型会更多。

  人物周刊:对奥运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会不会更多地运用你的标签——中国元素?

  蔡国强:不一定。其实我的标牌“中国元素”是在中国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没有。你看在华盛顿的那个爆炸——龙卷风,跟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你非要说我在用中国元素,也不完全是错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汽车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墙……这些都要说成是中国元素吗?那汽车也是中国元素了。

  人物周刊:日本留学那段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蔡国强:可能是在材料和形式上追求极致。他们对待材料本身特点、价值的态度很特别。他们看花、抚摸花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人用书法写“花”这个字,可以写一辈子,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坚持、精致,还有一定的禅宗精神在里面,可以获得无限的安慰和支撑。

  到上海读书那4年对我影响也很大。上海也比较个人主义,跟国家政治和以改变国家命运为目的的艺术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离,艺术比较多样化,注重形式,像当年的“海派”艺术。后来从日本到美国,比较一贯性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意识形态比较偏离。

  把火药变成颜料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火药而不是其他?

  蔡国强:跟家乡有关,那时候很多邻居的孩子下课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补贴家用,做鞭炮的火药随手可得。火药之前我用过许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风的力量或鼓风机吹油画颜料,想让画“动”起来,或者把画布拿到礁石上、榕树的树根上去拓片,有一阵子也用火烧一烧,看油画烧过之后能不能起泡之类,总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笔一笔去画的,所谓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觉得这样做还是太小气,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药。开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烟花喷些火药到画布上,但画布被打出一个个洞,无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来。后来就在画布上用鞭炮火药撒出形状然后点燃,这样能出形状,就像画画一样。这样,火药就完全变成颜料了。

  人物周刊:画布不再破掉?

  蔡国强:有时候还是会破掉。火药的速度,它产生的压力,两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当中,规规矩矩的,还是不过瘾。要稍微有一点来不及躲开、点燃之后赶快去灭火的感觉。

  这跟我的天性刚好相反。我一直比较胆小、中规中矩,画画人家用笔很大气,我却甩不开,身体也比较瘦,做事情放不开,而且特别地怀旧、喜欢寂寞。我常跟国外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美术馆馆长和策展人说,以后年纪大了我要回故乡画风景画,画春夏秋冬,那些仍然会让我感动。

  所以火药爆炸的那种破坏性实际上是冲着我自己来的,用这种不大好控制的、极具偶然性的方式来改变自己过于理性的创作和想法。我对火药这种材料一直怀有不安和不甘心,它对我一直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怨艾。

  人物周刊:借助外力把自己打开。

  蔡国强:还有对材料本身的自然属性,对其中蕴藏的神秘感的迷恋。火药这东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尘土,爆炸之后就变成烟痕、残灰,很安静很安静。我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人物周刊:在你被收藏的作品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偏爱的?

  蔡国强: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但每年特别记得住的只有一两件,偏爱哪些,很难说。比如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我雇了一艘帆船,从运河开进威尼斯,带去100公斤人参,给双年展“补一补”,给威尼斯带去“被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那一次很美好。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我做了“收租院”,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缅怀一下消失的乌托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人物周刊:你说过“我不是赵无极,也不是贝聿铭,我就是当代好玩的人当中的一个捣蛋者”。

  蔡国强:是当代艺术家中的一个。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跟这个时代的互动多,好对时代脉搏、社会环境作出敏感反应,形式和方法都很丰富,在媒体上也很受欢迎,因为有话题性。贝聿铭和赵无极做的东西没有人批评的,我的作品有人批评说“ 打中国牌”、“讨好西方”,这说明他们完全把我当自家人。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中有一种态度:轻松,不一本正经,这是怎么来的?

  蔡国强:我的个性比较叛逆,不愿意把东西做死了做僵了,喜欢自由自在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从哲学上说,不一定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从万变中寻求不变。所以人家找我做作品,都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来,一会儿来个船,一会儿来个飞机… …现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正在展出我做的一个飞机,曾在圣保罗双年展展出过的,他们买下来(收藏),展览一年半。现在进机场身上的小刀、指甲刀不是要被没收么?我就把圣保罗机场没收的两万多只指甲刀、小刀都插在一个飞机上,叫做“一路平安”,那个飞机全身像刺猬一样,光芒万丈。

  这次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人山人海,每天队排得很长,陈丹青说他是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去的,这说明我的东西至少是雅俗共赏。这也是出国以后的改变,如果我一直在国内,也许会追求一种更“高深”一点的风格,显得更像一个有学问的当代艺术家。但在国外,发现西方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一直在一个小圈子里游戏,他们的艺术是偏食的,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都成了博物馆的藏品,你会觉得现在再做那些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人物周刊:批评家尹吉南把黄永砯的“纸浆艺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徐冰“鬼打墙”的拓印和你的火药称作海外“四大金刚”,针对中国四大发明来的。

  蔡国强: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外国人也在用他们的文化,关键是为什么用,用得怎么样。

  我从来都认为,没有祖先对不起我们的事。假如我们认为过去的文化现在没办法用了,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不要搞错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做得不如他们好,不要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西方文化又怎么样?它曾经非常非常保守,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它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一路走来,相对是丰富多彩、充满激情和开放的。只是近代以来,国家要救亡,民众生活艰难,我们的文化才慢慢走进了一个怪圈。

  人物周刊:如果有什么会限制你的创造力的话,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蔡国强: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样心跳和激动,这是最大的打击。如果别人看我的回顾展觉得,这个人还挺能做的,到现在没有显出疲态,这样就挺好。

  (感谢实习生赵新星对本文的贡献)

  蔡国强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赴日本留学,199 5年移居美国纽约。曾获1995年日本文化设计奖、1995年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超国度文化展本尼斯奖”、199 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2001年美国欧柏特艺术奖。2001年,负责APEC大型景观焰火设计。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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