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倾听西方的声音

　　很快，苏珊就给出了一份3页的研究报告。但倪建平并不满意，认为过于“学术”，缺乏政治建议，“我写的和他需要的完全不一样。”苏珊笑着说，“他就告诉我，自己需要哪些内容。”

　　苏珊向早报记者回忆说，倪建平当时向她提了三个建议，“一，要评估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示威游行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有这些示威者的消息；二，具体描述盐湖城冬奥会示威区的设置；三，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否能起到一些作用，西方的舆论反应会是怎样，能否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稿的诞生要困难得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模式成为苏珊研究借鉴的重点。

　　苏珊邀请了一批调查对象，其中包括：四位记者——其中有三位报道奥运的首席记者，一位中国首席记者，两位人权活动家——他们都曾生活在中国并会讲中文；一位目前是大学教授的前奥林匹克选手，他同国际奥委会雅典委员会有联系并致力于人权活动；盐湖城组委会的一位成员，他将被其中一位记者以研究名义采访；还有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我给很多人都发送了调查邮件，包括人权活动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中国问题或者奥运会报道的记者。”她说。

　　在电邮中，苏珊提问，如果北京真的设置这样的示威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和看法。结果，她发现，除了最极端的人权活动家之外，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赞成设置这样的抗议区。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样做会有力地提升中国形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进步。

　　“而那些极个别的西方人权活动家，都住在美国，这些人跟我都不是很好的朋友，而是通过其他人才要到的联系方式。作为极端的中国批判者，他们自认为对中国和奥运会都非常了解。我认为，对这些极端批判者来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不可能使自己满意。”苏珊说。

　　成形

　　速度出人意料

　　在完成英文提议书之后，苏珊于5月20日左右将它交给倪建平，由他负责翻译成中文，“但我并不了解之后的进程是如何。他应该也会加上自己的分析和信息，最后的提议书是什么样子，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在初期做了一些工作，之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5月底，倪建平再次去了北京。几乎就在同时，海内外媒体报道了北京市丰台区世界公园被划为全封闭式的访民专用区的消息。倪建平当时对这一消息的感觉就是：“这样既可以显现出中国的逐步开放，也可以满足上访者的需求。”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倪建平拒绝透露他此后向北京呈交建议的具体过程，只说“是通过上海有关部门进行呈交的”。“当时，这只是我的一个政治建议。”倪建平说。他透露，呈交的建议书主要包括三方面：示威区概念的由来，西方各界会对能作出的反应，及设立示威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好处。

　　他说，自己在给有关部门提议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如果中国设立专门的示威区，这就是国内政治不断成熟的最好说明，表明我们具备了这样成熟的条件。十七大报告也在强调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第二，如果能结合奥运会这样一个盛事，给西方一些对中国政府持不同看法的人一个平台，就能表现出我们的国家风范和大国自信，也是确保奥运会顺利进行的有效措施。我们就能够向西方社会展示，我们国家在不断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尊重新闻自由的表达权利，尊重民主参政的权利。”

　　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就在发布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开放三个公园做为示威专区的消息。此时，距离倪建平递交报告仅仅一个多月。

　　不过，他和苏珊都不认为自己的报告对中央开放三个公园的决策起到直接影响。苏珊表示，开放的这三个公园并不是她提出的建议。“据我理解，中国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已经设立世界公园供上访者使用。”

　　倪建平也强调：“我主要是把这份建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希望可以设立示威。这只是我的一个政治建议。”

　　事实上，苏珊的建议也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兴趣。6月初，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提出同苏珊见面，两人就提议书展开了讨论。维尔布鲁根告诉苏珊，他认为这份建议“很有意思”。

　　苏珊表示，通过那次见面，她认定抗议区的设置“应该是中方的决策，不是国际奥委会提出的要求”。因为她发现，“虽然国际奥委会也认为奥运会期间会发生一些抗议活动，但并没有主动向北京奥组委提出建议，只是一直等着中方就此问题做出自己的解决。”

　　“我和我的被访者都认为，我们并没有权利去评说这会在中国国内产生什么反响，只能分析抗议区的设置，在西方媒体和西方舆论及美国政府的反应，会不会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苏珊坦言。而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做会有力地提升中国形象。

　　“除了最极端的人权活动家，（所有人）都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苏珊说，“我认为对这些极端批判者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使他们满意，他们认为设置这样的抗议区，只能说明在抗议区之外，中国还是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也认为这样做不够真诚。”

　　奥运示威专区是惯例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期间，曾经专门设立了7个“言论自由区”。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的模式。盐湖城组委会的一名官员表示，盐湖城组委会邀请抗议者进行协商并指导他们具体程序。而结果是，抗议者冷静下来，最后没有人去示威游行。

　　根据盐湖城奥运会对于言论自由区域制定的法规，这个区域24小时开放。为了使示威者能在规定时间内的公共活动区旁边举行抗议，一个公正、中立、用于抗议者申请的体系为之而建立。抗议者和警卫人员都将得到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指导。记者将可以采访示威者。示威区域将被监督以保证公共安全。法律志愿者，有些是法学院学生，将监督示抗议区域以保证抗议者的人权不被侵犯。不在言论自由区内活动的，或不遵守法规的抗议者将根据国家法律而被逮捕。

　　在1996年奥运会期间的马术项目时，曾有一个为保护动物权益人士专门设立的抗议区域，但最后他们没有游行。

　　在大多数美国城市，抗议者必须在抗议前申请许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曾因混乱的示威游行而导致500人被捕，此后“言论自由区域”和“抗议区域”变得普遍起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起批准了此项协议。

　　在中国也有同样一个先例，那就是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郊区怀柔辟出过游行示威区，面积为一块操场大小。(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