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信息带来的财富收益

　　“郑州市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企业建立信用档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市民的诚信意识，诚信意识提高了，文明意识也就会相应地提高，另外建立信用档案对企业和个人也是一种约束。”江滨说。

　　江滨介绍，郑州市社会信用服务中心因为整合了多个部门的信用信息，对于一个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会更全面，约束机制会更有效。

　　在银基商贸城做服装生意的王先生对江滨的说法非常认同。

　　王先生说，他们搞批发，交易量非常大，在选择服装厂商时很想了解服装厂以及厂长的比较完备的信用信息，但原来这些信息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和公益事业企业中，查找起来相当麻烦，而且还有部分信息不公开。“比如一个企业交税正常，但有欺诈行为，这些信息税收部门是不掌握的；再比如一个企业交税正常、产品质量也没问题，但习惯拖欠货款，常被人以‘老赖’起诉，这些信息在税收和工商部门就无法查找，只有到法院查询了。”

　　王先生说：“从这些意义上说，信用信息就是财富，如果你能查找到信用好的企业，你就可以避免许多陷阱。相对来说信用信息对讲信用的个人和企业来说，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比如一个律师或者会计师有很好的信用记录，他的业务量就会相应地增加。”

　　“早就应该为律师等人群建立信用档案了。原来律师的信用都是靠口碑，没有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现在有了这些信息肯定能使讲诚信的律师业务量更大，而不讲诚信的律师将无法生存。”一位姓吴的律师说。

　　“在信用方面，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在2004年时，我刚刚入行，业务量很小，有一个人经人介绍找到我，原来他和开发商因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曾经有过诉讼，后来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他不找开发商索赔，开发商也不追究他房屋超面积的补偿。但最后的调解书竟然漏写了开发商不再向他要房屋超面积补偿的条款，而当时的代理律师也未注意到这一点。这样，房产证办下来后，开发商就告他，要他补偿房屋差价，一审他已败诉。他表示愿意出5000元让我替他打二审。当时我完全可以接下这个案子，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实话告诉他，这个案子不需要请律师，只要他能将上次调解的笔录找到，他自己就可以打赢官司了。他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后来，原审法院通过做工作让开发商放弃了自己的诉求。从那以后，他对我非常信任，将自己和朋友的诉讼事务、法律顾问都交给我做，还引荐我认识了银行界的人，我的银行诉讼业务也大幅增加。”

　　构建诚信体系的政府部门示范效应

　　“目前无论在信用信息征集上，还是在信用信息的使用上，郑州和上海、深圳等城市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需要政府部门来引导。”江滨说，郑州现在基本没有信用中介机构，个人和企业在使用信用信息的意识还极其薄弱，需要政府承担起引导的职责。

　　江滨说：“今年9月1日起，郑州市政府机关在采购时，将把企业的信用报告作为重要依据。”

　　记者在刚刚颁布的《郑州市政府采购中使用企业信用报告实施意见》中看到有这样的规定，郑州市社会信用服务中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企业信用资信等级的评估，企业信用资信等级采用三等九级制，每个信用等级可用“+”、“-”进行微调。对于报告显示信誉良好(信用等级为“A+、A、A-”)的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优先考虑中标；对于未提供信用报告的企业或报告显示信用不佳(信用等级为“C+、C、C-”)的企业，应从严控制此类企业成为政府采购供应商。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廉建中律师说，在他办理的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违约而构成的。在经济生活中，往往对对方的信用问题无法考察。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对于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而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由于信息来源较多，只有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才能有效地征集。而对于信用的使用，如果在政府部门能够有效展开，对社会也是一种示范效应，郑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文 记者 廖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