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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麟:从“自由的鼹鼠”谈起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8月06日12:12  新民周刊

  郑若麟

  以激进反华而著称的法国左翼《解放报》“中国专刊”的社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主是否正在变成一种相对的、有 争议的——总之一句话——地区性的理念?”“眼下的第二大超级大国的中国向西方扔下了这一挑战。中国期望从长远的角度 将西方从世界版图上边缘化。”“其力量不仅仅在于人口、经济和军事。而且也在于意识形态……”这份已被右翼实力财团罗 斯切尔德收购的左翼报刊的社长罗兰·约弗兰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以其物质和贸易实力,使西方民主国家抵制奥运开幕式 的一厢情愿的念头在几周内便烟消云散”……这一哀叹显然表明,当中国人早就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处世, 并取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巨大进步时,法国左翼思想家们(由右翼财团供养)则仍然以“冷战思维”来观察和评判中国。

  法国左翼历来比右翼更具“侵略性”,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思想上的。法国发动对非洲殖民战争时,恰恰是左翼执政 。对于法国左翼来说,意识形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即使中国人想回避也罢!因此可以预见,中法之间的风波是不会平静下来 的。事实上这几天正随着奥运的临近而愈演愈烈!类似3·14拉萨事件、4·7巴黎圣火受阻事件等引发中西方舆论“大战 ”的事件,还会继续爆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引人思索的,是该社论的最后一句话:“然而,就是在一个自信的中国内部,也仍然有自由的鼹鼠在挖着洞。”“鼹 鼠”一般在冷战时期用来比喻钻进对方阵营里的人员,如打入敌国内部的间谍、或钻进黑社会的警察特工之类的;后引申为在 对方阵营里为己方效力者。那么《解放报》的社论用这个定义非常明确的词用意何在呢?

  当乔姆斯基在激烈批评本国政府时,他仍然对外国媒体说:“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世界最好的。”因为他绝对不会 忘记自己是个美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忘记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呢?如果忘记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又怎么能让这个被 抛弃的国家给你自由呢?法国和美国都有不成文的规定,搞政治的人在国内可以“揭露批判”,但一旦到了第三国,则不得批 判本国政府。这就是西方国家“言论自由”赖以存在的底线,即内外有别。只有当自己的知识分子懂得内外之别、国家利益永 远与他国利益处于冲突状态时,自由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我在法国旅居多年,深刻认识到,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条线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越线者往往身败名裂,因 此他们自律性极强。法国知识界的“自由”存在于“反政策不反体制”。反过来,其在国内的自由则恰恰因其自律而得以生存 。尽管如此,这一自由仍然受到体制颁布的法律的规范。自由在法国是有内外之别的。对来自国外的思想和言论的限制极其严 格。法国1939年6月24日通过的(至今有效的)法令规定:“禁止拥有、向公众散发、销售和展出用于宣传目的的、来 自国外、或受到国外影响的、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传单、公告或书籍。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将受到五年监禁和9000欧元罚款, 法庭还可判处剥夺公民权利五至十年。”

  这一法律之严厉,从字面上即可窥一斑。凡来自国外的、或受到国外启示的内容,都有可能(或被解释为)“有害于 国家利益”。因此在“有害于国家利益”和“用于宣传目的”这两项非常泛泛的限定下,这项法律不仅仅是禁止散发、销售和 展出,甚至“禁止拥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假如外国也有一个类似“记者无疆界”的组织,热衷于向法国记者颁发奖金, 并要求他们传播某些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如违反移民人权、对布列塔尼进行语言灭绝等等),按法国法律,任何传播者都将 负刑事责任。在和平时期,这一法律可以被暂时忘却;但如果法国处于某种敌对舆论环境的话,可以肯定这一法律将会无情地 被付诸实施。

  “自由的鼹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应该所指明确。法国意识形态斗士们是不知道“己所不欲”的教诲的;相反,“ 在东方正在升起另一面旗帜,为什么我们突然就要降旗投降呢?”约弗兰最后在其社论中写下了这么一句结束语。这若非宣战 ,至少是明确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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