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

　　以激进反华而著称的法国左翼《解放报》“中国专刊”的社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主是否正在变成一种相对的、有 争议的——总之一句话——地区性的理念？”“眼下的第二大超级大国的中国向西方扔下了这一挑战。中国期望从长远的角度 将西方从世界版图上边缘化。”“其力量不仅仅在于人口、经济和军事。而且也在于意识形态……”这份已被右翼实力财团罗 斯切尔德收购的左翼报刊的社长罗兰·约弗兰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以其物质和贸易实力，使西方民主国家抵制奥运开幕式 的一厢情愿的念头在几周内便烟消云散”……这一哀叹显然表明，当中国人早就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处世， 并取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巨大进步时，法国左翼思想家们(由右翼财团供养)则仍然以“冷战思维”来观察和评判中国。

　　法国左翼历来比右翼更具“侵略性”，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思想上的。法国发动对非洲殖民战争时，恰恰是左翼执政 。对于法国左翼来说，意识形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即使中国人想回避也罢！因此可以预见，中法之间的风波是不会平静下来 的。事实上这几天正随着奥运的临近而愈演愈烈！类似3·14拉萨事件、4·7巴黎圣火受阻事件等引发中西方舆论“大战 ”的事件，还会继续爆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引人思索的，是该社论的最后一句话：“然而，就是在一个自信的中国内部，也仍然有自由的鼹鼠在挖着洞。”“鼹 鼠”一般在冷战时期用来比喻钻进对方阵营里的人员，如打入敌国内部的间谍、或钻进黑社会的警察特工之类的；后引申为在 对方阵营里为己方效力者。那么《解放报》的社论用这个定义非常明确的词用意何在呢？

　　当乔姆斯基在激烈批评本国政府时，他仍然对外国媒体说：“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世界最好的。”因为他绝对不会 忘记自己是个美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忘记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呢？如果忘记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又怎么能让这个被 抛弃的国家给你自由呢？法国和美国都有不成文的规定，搞政治的人在国内可以“揭露批判”，但一旦到了第三国，则不得批 判本国政府。这就是西方国家“言论自由”赖以存在的底线，即内外有别。只有当自己的知识分子懂得内外之别、国家利益永 远与他国利益处于冲突状态时，自由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我在法国旅居多年，深刻认识到，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条线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越线者往往身败名裂，因 此他们自律性极强。法国知识界的“自由”存在于“反政策不反体制”。反过来，其在国内的自由则恰恰因其自律而得以生存 。尽管如此，这一自由仍然受到体制颁布的法律的规范。自由在法国是有内外之别的。对来自国外的思想和言论的限制极其严 格。法国1939年6月24日通过的(至今有效的)法令规定：“禁止拥有、向公众散发、销售和展出用于宣传目的的、来 自国外、或受到国外影响的、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传单、公告或书籍。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将受到五年监禁和9000欧元罚款， 法庭还可判处剥夺公民权利五至十年。”

　　这一法律之严厉，从字面上即可窥一斑。凡来自国外的、或受到国外启示的内容，都有可能(或被解释为)“有害于 国家利益”。因此在“有害于国家利益”和“用于宣传目的”这两项非常泛泛的限定下，这项法律不仅仅是禁止散发、销售和 展出，甚至“禁止拥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假如外国也有一个类似“记者无疆界”的组织，热衷于向法国记者颁发奖金， 并要求他们传播某些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如违反移民人权、对布列塔尼进行语言灭绝等等)，按法国法律，任何传播者都将 负刑事责任。在和平时期，这一法律可以被暂时忘却；但如果法国处于某种敌对舆论环境的话，可以肯定这一法律将会无情地 被付诸实施。

　　“自由的鼹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应该所指明确。法国意识形态斗士们是不知道“己所不欲”的教诲的；相反，“ 在东方正在升起另一面旗帜，为什么我们突然就要降旗投降呢？”约弗兰最后在其社论中写下了这么一句结束语。这若非宣战 ，至少是明确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