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严飞

　　前些日子和《明报》副刊主编马家辉聊天，话题不自觉间扯到了北岛。这位中国当代朦胧派诗歌的领袖，自上世纪8 0年代末移居海外以来，一直以教授诗歌、创作散文为生，并和整个华语文学界维持着一点点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去年11月，北岛结束了自己海外的游离漂泊生活，选择回归华语世界，来到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 系担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我曾专门跑到该系主页上找寻他的名字，在教师名录一栏里，“赵振开教授”五个字安安静静地排 列其间，和他狂放不羁、激愤昂扬的诗歌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类似北岛这样落叶于香港的内地学者，我们所熟知的就有甘阳、丁学良、王绍光、张五常等人。我们对他们的熟知， 也仅仅是建立在我们作为内地读者的成长背景和阅读体验基础之上：他们的言论文章常年受到内地媒体的刊载，那些经典的话 语被反复咀嚼而成为流行的文化标签；他们的讲演报告更是风靡内地各大高校，每一次都会掀起众多青年人的热议和追捧。

　　然而北岛们也有一个共同困惑：他们身处香港，却被香港所遗忘。跨过罗湖桥的这一头，他们的名字只存在于少数学 界专业人士口中；而对于香港大众而言，他们的言说闻所未闻，乃至于这些人是谁，都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里面就产生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北岛们在中国内地的听众远远甚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在香港，他们 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去得心应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吗？作为知识分子，即便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是否也应该多出些道义，去 用知识批判介入本土社会呢？

　　如果我们细心地找寻问题的源头，就可以发现居港的内地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一直都未有摆脱所谓的“王韬模式” ：寄居香港，遥望神州，过客心态，何为归属。

　　王韬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因为给太平军上书献计而被清廷通缉，避难香港长达23年之久。羁旅香港，王韬 不仅开风气之先地在香港办报出书，也以极大的耐心收集香港史料，并以《香港略论》、《香海羁踪》和《物外清游》三篇文 章奠定了自己香港“南来文化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但是声名之外，王韬却自述：“嗟我昔年仅能作近游，今乃放眼万里来番州。不因被谤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 之尤。”在王韬看来，香港这“蕞尔绝岛”只是自己万般无奈无处可依之下的暂居之所，再加之饮食水土不调，吃饭“饭皆成 颗，坚粒哽喉”，吃鱼“鱼尚留鳞，锐芒螫舌”，吃菜蔬“旋漉而入馔，生色刺眸”，又“岂有雅流在其间哉”？

　　王韬之后，越来越多的内地知识分子或者因为远离战乱，或者因为逃避纷争而移居香港。他们在伤感和悲痛之下，逐 渐构架成为香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香港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香港社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但是他 们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城市，却没有丝毫的归属感，内地乡土才是他们的归宿。因此，在很多南来文化人的作品中，香港往往成 为他们乡/国想象中的“他者”，用来寄托一份思乡忆国的怀旧情怀。他们透过排斥香港这个南方边缘小岛，强化对北方中心 家园的浪漫怀想，并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内地方为真正的根源命脉所在。

　　除了这种由历史累积起来的抽离心态之外，香港的社会图景也间接铸造了这些内地南来知识分子的几许无奈。黄碧云 曾对香港有过这样的描述：“这城市何等急速，连一滴泪流在脸上的时间也沒有。”用更通俗的话说，这里不是一个对学术、 对文化、对知识分子有兴趣有包容的社会。我们常说的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不是因为香港缺乏绿洲，而是香港人为了赚快钱， 把树都砍光了。其结果，不仅导致像北岛这样的外来知识分子对参与香港的热情度非常低，就连香港本地文化人都要纷纷北上 出走。梁文道就曾愤怒地提出，自己就快要成为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了。

　　香港有了北岛，这是香港的幸运；然而一个安静几无人知的北岛，却是香港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