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商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08年5月23日，在伦敦奥运会召开前夕，当时的《天津青年报》曾经刊文说：“尽管中国没有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出了三个巨大的疑问。中国人何时才能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何时才能在奥运会上取得奖牌？中国何时才能主办一届奥运会？这三个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三个遥远地近乎绝望的命题。正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的国人，奥林匹克运动仿佛现代化一样令人神往却遥遥无期。

　　后来我们有了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又有了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许海峰。2008年8月8日，我们又会第一次主办奥运会。整整100年前先贤们提出的问题，终于在一个世纪后全部回答完毕。而这一天，其实并非历史的巅峰之处，而仅仅只是一场开始。

　　其实与奥运三问同时提出的，还有一个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东方还是西方？闭关还是开放？现代化是一场自我救赎，还是一场天下来往？这个世纪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前赴后继，答案随着中国的强大而不断更新。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互相接近，也与这个问题的答案紧密联系在一起。

　　奥运会是一场体育盛会，但是从对奥运会的启蒙，到主办一次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绝不仅仅只有体育上的意义。在这100年中，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给中国人带来的深刻印象，也推动了中国重新回到大国行列。如果说《天津青年报》的问题，是中国开启朦胧的国际意识；那么今天的奥运会，则是中国实践国际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完成了从懵懂孩童到成熟世界公民的进步。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世界性的活动，是一种全球各个国家都认可的仪式。无论是“和平、进步、友谊”还是“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背后，充满了全球性的普适价值认同。主办这样一场世界性体育盛会，其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国家责任和公民养成，已经与全球同步。旧有世界体系与新世界观之间的冲撞和进退，不但能够激浊扬清，也能够推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上的文明化和现代化。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经描述的那样，“很可能在一百年以后，当人们书写20世纪后期的这段历史时，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革……”

　　从100年的等待，到筹办奥运会的7年，也是中国实践对世界承诺的7年。所谓承诺，既是中国与世界的约定，也是当代中国与历史的约定。这种建立在筹办奥运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与完善，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对于大多数奥运会的主办国来说，奥林匹克运动既是展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次机会，也是融入世界舞台的开端。无论是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东亚邻居们都在奥运会之后更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和成熟。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无论是硬件上的完善，还是观念中的革新，甚至软力量的重新突破，都会为下一个一百年的中国写下标志。

　　在一个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能够记录下许多壮丽的历史片断。奥运会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片断。我们记录今天这个片断，不但让我们牢记历史的辉煌，更让我们有理由面对圣火点燃的民族夜空。为了这片被梦想照亮的天空，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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