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寻常

　　作者于光远

　　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序曲，1978年秋冬之交的中央工作 会议则不为人所熟知。

　　身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本书中指出，中 央工作会议不仅是一次发扬民主的会议，更是推进建设、宽厚团结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了最充分的准备。

　　1.两次会议的关系非比寻常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此之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从11月10日到 12月15日，持续时间相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7倍。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由于二者之间存在 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笔者在这本书中重点追忆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不妨先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 报》。这个《公报》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也正是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出版的《邓小平文选》在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相应的注释：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 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那么，《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许多人 可能不大了解它的具体内涵。笔者从头到尾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 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问题彻底讲明白，或者说作一个明确的“注脚”，这也是身为历史见证人应尽的责任。

　　2.发扬民主，敢说过去不敢说的话

　　中央工作会议的不同寻常，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它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亲身感觉到了，而 且大多十分满意。

　　会议的出席者敢想敢讲，勇于闯进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那些领域，说人们过去不敢说的话，自己来运用民主权利 。同时，也不对别的发言者打棍子、戴帽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 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这当然同会议出席者的水平和自觉程度有关，也同会议的领导从来没有做不利 于充分发扬民主的事有关。

　　讲民主就要讲平等。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参加者一样，其他人并不把他们看作是更高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 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经常让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真正身份。至于五位中央常委，他们没有编入六个分组，但也发表意见，有 时在常委会上发表，有时在各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发表。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大都传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 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

　　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对民主问题所讲的东西都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比如，叶剑英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就 专门提及了充分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指出，“四人帮”捏造的“实行民主就等于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实质上是以封建主 义冒充社会主义；某些领导干部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些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这些发言接触到事情的本 质，听上去十分诚恳，直到今天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也很新鲜。他说，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积极权。现在回忆起来， 关于“积极权”的说法大概是在11月间一次听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这句话传到各组，同样大大鼓励了代表们充分 发扬民主的热情。

　　3.大家都不赞成长期搞政治运动

　　实事求是地讲，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相对于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的确是不那么充分的。 尽管如此，比起“文革”时期的混乱局面，这次会议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积极推进建设的会议。

　　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本身就表明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推进 我国的经济建设。这一点是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的，因为大家都不赞成长期搞政治运动。开幕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的三个议题 都是建设方面的，后来虽然突破了这些议题，但与会代表还是花了不少时间进行了热心的讨论。

　　总之，这个会给人以一种一切工作以建设为中心，要求上上下下动脑筋，千方百计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 好起来的整体印象。

　　应该承认，华国锋在这方面的确是很热心的，在同对方接触的过程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华在会议开幕当天 的讲话中离开稿子讲了许多有关建设的话。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到在“四人帮”粉碎后，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竞相和我 国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其中日本提出想和我们进行贸易的额度不小，而且还会继续增加，无疑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另外， 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改进我国经济工作的管理，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等也很关心。

　　改革是为了建设；开放也是为了建设；把“文革”中遗留问题解决好，也是为了建设。在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 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同志都希望有20年的安定团结，认为如果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搞上去。

　　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把每一块闲置的土地都要种上树，每一块水面都要搞养殖，农村应 该搞多种经营；强调要特别重视专家、培养专家，主张农学院赶快搬回北京，要招更多的大学生，还要办好各种专业学校、技 工学校。

　　受他的影响，大家都特别关心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领域的遗留问题，邓小平还提醒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都 是为了把建设搞好，其中的“度”要好好把握。

　　4.对犯错误的同志态度宽厚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 “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 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并使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

　　在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继续对纠正“文 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不得不予以揭露批判。这些人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 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尽管如此，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还是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12月1日晚上7点半左右，邓小平和李先念曾经找到许世友、李德生、万里、陈丕显等9人，专门就这个问题谈过 一次话。他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对这些人承诺， 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这类问题最终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因为)一搞细就要追，一追就会 产生不利的后果”。

　　邓小平当天讲得很恳切。他说：“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正确。但现 在的确存在一个国际国内的大局问题。特别是有些外国人，对其他的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所以，他是有意 识地、自觉地“和稀泥”，这个“稀泥”必须和，否则对外影响不利。只有这样做才最稳妥。

　　他强调，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任何人暂时都只能上，不能下。他表示，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所调整，对那几个 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变，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问题的人，还应 当多想办法来让他们过关。

　　邓小平安慰这几位同志：“这次会议很好，但从1957年以来就没有这样的局面了，回想起来实在可惜。实际上这 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回想起来，同样的话，第二天他也对我亲口讲过。

　　(：：节选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1月第2版，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