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

　　“至于我本人，我做了一件全国人民都高兴的事情，我自己经历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波折都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了。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幸运？我是最幸运的！我刚好在我的位置上干了一件全国老百姓都喜欢的事情，很多人奋斗一辈子还没做成一件事。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满足了。”

　　主笔◎李菁

　　这一天似乎比想象中来得平静，早上5点，何振梁就起床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起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拉开窗帘看外面的天气。窗外是一层薄雾，天气预报是午后会有阵雨，“但愿开幕式举行时能躲过阵雨”。何振梁对老伴说。

　　何振梁与老伴梁丽娟并没有住在北京的家里，他们与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罗格以及前任主席萨马兰奇等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都住在北京饭店，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这里召开。

　　上午8点是早餐时间，也是何振梁一天忙碌的开始。因为体育大半生穿梭于世界各地的何振梁，在79岁这一年迎来了自己的“主场”。早餐也是委员们自由交流的时间，不少委员都跑到何振梁夫妇的座位上表示祝贺，有人甚至大声说：“咱们的奥运会就要开了！”

　　上午10点多，罗格、萨马兰奇及何振梁到达为“2008年奥林匹克博览会”的开幕剪彩。仪式后，身着天蓝色亚麻西装的何振梁陪同罗格与萨马兰奇到几个展厅参观，无论是罗格还是萨马兰奇，表情都非常轻松。

　　12点，何振梁夫妇离开北京展览馆，老伴梁丽娟告诉记者，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奥委会委员们在17点钟以后会陆续到达“鸟巢”，等待奥运大幕正式拉开。在离开北京展览馆回到北京饭店驻地前，何振梁让他的T1专车停在停车场，专门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日子，您现在的心情如何？

　　何振梁：这一天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既兴奋，又很平静。兴奋的是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们中国人等待这一天，往远里说有100年，往近里说也有7年了。我们在莫斯科所许诺的事情，一件一件都落实得很好。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对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那些本来就支持北京的人，确实为自己感到自豪，感到他们7年前的选择非常正确。那些没有支持北京的或者对北京有所保留的，看到现在的状况后，也感觉北京应该办奥运会，也相信北京奥运会会办得非常出色。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一个普遍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罗格先生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做了非常高的评价，从您与他的私人接触看，这是一种礼节式的客气，还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感受？

　　何振梁：这确实是罗格真实的想法。在一个小范围宴会上，他开了一个玩笑说：“我对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唯一一个担心，就是没事情让他干——‘他’指的是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这是他真实的话。

　　我们的筹备工作确实做得很出色，国际奥委会也十分满意。他们用3种颜色给举办城市的各项考察内容打分：绿色表示没问题，黄色表示要注意，红色表示问题严重。以往各届，很多城市都有很多黄的红的，而北京大片都是绿的，个别有一两个问题起先是黄色的，后来也慢慢变绿了，没有一项是红的，从来没红过。雅典奥运会之前，国际奥委会还担心他们是否能如期完成场馆建设，这一次，我们不仅提前完成了场馆建设，还很早就举行了测试赛。

　　当然，你问他是不是百分之百地赞扬，肯定也不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做法，与国际不接轨的地方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很多。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在往前走。比如，我们对所有媒体都开放，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中国今天是以更宽阔的心态在对待世界媒体，既欢迎大家客观的、真实的批评建议，也听得进去某些带偏见的看法。作为一个大国，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胸怀。大家都相信，中国既然已经往前迈了一步，就肯定不会再退回来。我想这些事情，对中国更好地融入到世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昨天罗格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北京奥运会使世界更了解中国，某种角度上说，也使中国更了解世界。在这样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取得互相尊重与信任，我相信，北京奥运会对今后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结果不是奥运会闭幕马上就可以看出来的。

　　这一次，中央也站得很高，从世界的高度对奥运会提出很高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当然，因为不同文化、不同的传统，筹备过程中确实存在磨合问题。我们的传统与国际奥委会一般规则的传统，通行的那些做法的磨合，磨合过程中也要互相调整，他们也调整了我们。这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你看我们的准备工作，多少个东方文化元素？这已经贯彻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工作中。从外观形象中，直观的东西，你看我们的会标、中国印、奖牌、开幕式，整个东方文化元素都融合了进去。我们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这种“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都融合到这个口号里。我们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国际奥会委就非常认可，认为是非常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但这又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北京奥运会将留给世界的一笔遗产？

　　何振梁：一般人会仅仅从物质上和体育上来理解这笔“遗产”，我们盖了多少场馆、建了多少高楼、拿了多少奖牌之类。但我认为更深刻的“遗产”是体现在民族性格以及民族自信心上的，民族精神的遗产是更深层次的。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失败时，萨马兰奇曾公开表示，他欠北京一个奥运会。如今，北京奥运会大幕拉开了，萨马兰奇先生的心情如何？

　　何振梁：他真的感到他帮助中国的决定是值得的。从一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他的变化，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北京“申奥”成功那天，他很高兴，他知道我可能会像法国人或西班牙人那样上前拥抱他，但他特地对我说：“咱们今天还是英国式的吧！”也就是简单地握个手。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在看他，他不想表现得太明显。你看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见面就热烈拥抱，公开表示支持北京。

　　北京奥运会也是萨马兰奇卸任前留给国际奥委会的一笔遗产，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无愧于萨马兰奇的支持，也无愧于国际朋友的支持。中国人绝不忘恩负义，我们要用一届出色的奥运会来回报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感到中国人民永远记得他们。

　　三联生活周刊：萨马兰奇先生支持北京、支持中国的态度人所共知，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萨马兰奇先生支持中国的动力来自何处，不仅仅是因为您与他的个人友谊吧？

　　何振梁：我想先引一句话来表达萨马兰奇先生对中国的感情。今年我写的《何振梁申奥日记》出版时，我请他作序，他说：“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看不出将来会有任何事情改变这一点。”从一句话里，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在刚刚结束的《中西论坛体育合作会议》上，萨马兰奇在获得中国奥委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时说：“30多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如果你们需要我建议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们一定要走13亿人民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不管人家怎么说。”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

　　在会议上，他也讲了另外一句话：“我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你们中间坐着的一位——何先生。他告诉了我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向往的是什么，我更多地理解了中国。”萨马兰奇对中国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友谊。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萨马兰奇夫妇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请挪威国王夫妇等，我们夫妇也参加了——当然，能被邀请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待遇。席间，萨马兰奇夫人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对我说：“我就是赞赏中国的政策。”她当年是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她亲眼看到苏联怎么在一夜之间解体的，她看到了中国的道路，感触良多。我想这是萨马兰奇坚定支持中国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上半年火炬在境外传递时遭遇了很多风波，您的感受是什么？

　　何振梁：从我个人来讲，第一反应是很愤怒，我也尽可能跟委员们交流，好在我接触的委员都能正确地理解奥运会的内涵而对这些做法表示反感。萨马兰奇在此期间的讲话支持中国的态度很坚定，而罗格先生是越来越坚定。当“金晶事件”发生时，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想过，我们的火炬传递，是否也给了人家一个机会？但我想，事情迟早要发生的，不通过这个事件就会借助于别的事件。火炬传递遭遇的风波后，它引发的另一个结果反倒是那些人没有预料到的：一场大辩论，不仅是全中国范围，而且是全世界范围的一场辩论。最终，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政治不能干预体育，奥运会应该超越政治。

　　火炬风波也使得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更深刻地在思考：奥林匹克运动的真谛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奥运会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了性别的盛会，在这个盛会上，全世界人民聚集一起，公平竞争，友好相处。大家通过这个事件，更深刻地理解了奥林匹克精神，也更加珍惜并维护这样一个全人类难得的盛会。

　　所以萨马兰奇讲过，“抵制”这个词在奥林匹克字典里不存在，罗格在和我交谈时也说，火炬风波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提什么“抵制”，因为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不同，有些人想利用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北京奥运会，不仅仅对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这并不是我这么定性的，“里程碑”是罗格说的，萨马兰奇更是早就这么讲。

　　三联生活周刊：火炬风波后，四川又发生了强烈地震，使得外界一度对北京能否顺利举办奥运会产生了诸多猜疑。今年经历的这些事件也给北京奥运会注入了以往不同的一些色彩，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别有感慨？

　　何振梁：今年经历了国际风波和国内的自然灾害，民族最根本的特性焕发出来。坦率地说，某些时刻，我们也许会对我们的同胞有些失望，会感觉有些蒙昧、自私、冷漠的状况，但现在看起来，在遭遇外部压力、内部压力下，那种凝聚力、团结互助从内心迸发出来。

　　这次地震很多事情都让我特别感动。我跟老伴时常议论，我们民族到底还是一个有5000年底蕴的民族，我经历几次这种特别事件，比如周总理去世时，那时感觉全社会都失去了秩序，但也是这种时候，老百姓之间那种最本质的情感都显现出来。这一次，我感觉我们民族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中国民众对于北京奥运会的感情，也许是外人无法体会的。大地震期间，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是汶川一所中学废墟墙上的黑板报，上面是有关奥林匹克教育的图画和文字。我把这张照片寄给了罗格主席，罗格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这张照片令人揪心，但也令他非常感动。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大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以甩掉过去历史上留给我们的包袱，我们内心深处还是有自卑感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民族沙文主义，但民族精神的力量非常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说，如果没有您，奥运会可能晚几十年才会来到中国。可以说，您在中国与国际之间扮演了一个桥梁的角色，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吗？

　　何振梁：这当然是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我们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思维，举个简单例子，这一次，很多国际委员的夫人们都来了，她们集体出去参观，工作人员在车上给罗格夫人预留位置，包括她和助手，留两个位置就够了，或者再多几个，但我们一留就前后左右地留一大圈，其他夫人上车后只能被赶到后面去。我们这样的安排是按照中国习惯，也没什么恶意，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不礼貌的，因为夫人们之间是彼此平等的，其他人心里会非常不舒服。我们总说“与国际接轨”，但你得明白“轨”在哪里是不是？类似的情况我会不断地遇到，但急也急不得，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

　　三联生活周刊：7年前，您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最后陈述时说：“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这个决定将通过体育运动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造福于全人类。”现在看来，这两句话仍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何振梁：第一段话并不是我创造的，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形成的，起初是放在讲话中间的一段。但我感觉第一个吸引我的就是这句话，我决定把它用在第一句，唯一有改动的就是口气。我谦虚了一下，加了一个“serve”——“有助于”创造历史。(No matter which decision you make today, it will be recorded in history. However one decision will certainly serve to make history.)

　　第一段话的最后一句是我自己写的，我很了解委员们的想法，以往我们总说，“13亿中国人民”，说多了会引起反感，好像我们总是用13亿人来压人家。所以我换了种说法，意思是你给我们13亿人一个机会，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对奥运的贡献。这样一种姿态，既不低三下四又不傲视一切。而是我们表达了13亿人愿意为奥运付出的心情，这个就打动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另一段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之后，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当时这是一句承诺，现在意味着我们要兑现这个承诺，您有信心吗？

　　何振梁：当然有足够的信心！这不仅仅是我的感觉，现在很多委员看到我，都说“我们的”奥运会来了，他们的确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很多网友提议由您点燃主火炬塔，这也代表了中国百姓的一个心声。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何振梁：我听说了。之前也有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奢望，主火炬手也不应该是我。选拔主火炬手，关键是希望向全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最后引燃巨型火炬的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射箭选手雷波洛，为什么选他？因为想传递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关爱，同时又盛赞自强不息的精神。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身患帕金森症的拳王阿里颤颤巍巍地点燃火炬，所有人都为阿里面对疾病的坚毅所打动。2000年悉尼奥运由原住民运动员弗里曼来点火，表达对少数族裔的重视。不管谁去点火，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优于其他人，而是刚好这个人能更好地体现我们要传递的信息和传播的理念。

　　至于我本人，我做了一件全国人民都高兴的事情，我自己经历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波折都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了。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幸运？我是最幸运的！我刚好在我的位置上干了一件全国老百姓都喜欢的事情，很多人奋斗一辈子还没做成一件事。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满足了。

　　之前我没有对2008年8月8日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设想，我只是想，在身体好、不至于衰老得连开幕式都不能参加的情况下，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实现。最激动的一刻，应该是中国代表队入场，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一大队青年男女意气风发地走进体育场——这是我们自己的奥运会啊！我可以告慰自己，也告慰那些为中国体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前辈们，这一天，我们的梦终于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