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张和平

　　8月8日开幕式当天，张和平在“鸟巢”三层的工作台上，领着他庞大的创作团队，兴奋又忐忑不安。由于天热，傍晚18点多现场工作人员给每人发了把扇子。一旁的张艺谋抢过张和平的扇子，随手拿起黑色的碳素笔，写下了“天佑中华、平安顺利、必定成功”。张和平说：“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全球60多亿人的众目睽睽下，不能失败。”

　　主笔◎吴琪

　　8月10日上午，62岁的张和平一觉睡到了10点钟，“两年多没这样睡个完整觉了”。从2006年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正式成立以来，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开始了每天24小时的“随时待命”。好多天连轴转之后，张和平掩饰不住疲惫，但心情却非常放松。

　　张和平开玩笑说，原本他在奥组委这边的工作是虚的，在奥组委主席刘淇为组长的开、闭幕式工作领导小组里，张和平是9个成员之一。2006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需要有一个既懂艺术又懂政治的领导来专门抓开、闭幕式工作，会议议定，由张和平担任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那天晚上，张和平带上秘书和司机，3人在一个叫做“小碗干炸”的小饭馆里喝起了二锅头， “对于一个终身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我知道此后的路有多么艰难……”

　　8月8日开幕式当天，张和平在“鸟巢”三层的工作台上，与他庞大的创作团队，兴奋又忐忑不安。由于天热，傍晚18点多现场工作人员给每人发了把扇子。一旁的张艺谋抢过张和平的扇子，随手拿起黑色的碳素笔，写下了“天佑中华、平安顺利、必定成功”。

　　精心准备的开幕式一旦大幕开启，张和平就放心了一大半，有过众多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制作经验的他，太熟悉观众的反应了，“我一听那声音，马上能感觉到，成功了，观众喜欢”。但是直到主火炬塔顺利点火，他高悬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我们用世界语言讲述的中国故事，大家看懂了”。对张和平个人来说，两年多前那个喝“小二”的夜晚变得非常可爱，“从内心来讲，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一种责任，一种光荣”。

　　三联生活周刊：开幕式开始前，您的心情是不是到了最紧张的时刻？

　　张和平：心情真是挺复杂的，我们工作了这么久，总在倒计时倒计时，突然时间就真的到眼前了。我是既有信心又忐忑不安。我从1961年开始做文化工作，整整47年了，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大型活动，但这次奥运会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全球60多亿人观看的盛事，不能有任何疏漏。以前我做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老总的时候，投资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也投资过电视剧，比如《过把瘾》、《宰相刘罗锅》，还有那么多的舞台剧。但是这些都没法跟奥运开幕式比，我或者是导演班子里的张艺谋、张继刚、陈维亚等人，没有人花过3年多的时间，合力办这样一件大事，所以这不是个一般的创作，担子非常重。

　　中国人期盼奥运百年之久，期盼的是什么？这不仅是一种体育上的期盼，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并不十分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奥运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昨天大家都在讨论，举重运动员陈燮霞为中国队夺得了“首金”，在我看来，其实开幕式已经为中国夺得了“首金”。体育固然是一种比赛，文化也是一种比赛，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一种文化比赛，我觉得我们拿到了一枚金牌。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定位这场开幕式，是一台晚会、演出，或是一场综合的仪式？

　　张和平：开幕式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并不完全是表演，我们这场开幕式是将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来表现整个盛大的仪式。中国是一个晚会的国度，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热衷晚会，各种演出此起彼伏。艺术创作者都想打破演出的套路，但是老百姓又有一定的审美定势，随便打破了还不行，所以中国的观众实际上很挑剔，不好“伺候”。对于开幕式的定位，我们内心非常清楚，一定不要搞成一台一般意义上的晚会。

　　北京开幕式的最大特点，是将音响、灯光、多媒体、机械装置全部进入了编程。雅典开幕式给人的印象还是后工业化产物，他们多是用机械装置来完成舞台制作的。我们必须有手段上的革命性的更新，这样呈现的效果才能有根本性变化。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矛盾，我们对多媒体、数字化依赖的程度越高，所冒的风险就越大。越是现代化的东西越危险，越是手工的越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到最后阶段，再抠表演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几个人表演得不好，场面上不太看得出来，但是万一装置从空中掉了下来，地面上的巨幅LED屏幕不亮了，或者点火没有点着，那就带来不可克服的灾难性后果。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开幕式演出对于技术的依赖，超过了中国以往的活动？

　　张和平：我们在节目创新的同时，技术也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开幕式那天的天气预报说，当天16点到19点可能有阵雨，我在工作台上特别着急。地面上巨大的LED屏幕理论上防水，但是因为老有人在上边踩踏，所以很怕下雨时水会漏进去，这样电线可能短路。在此前练习的时候出现过两次故障，所以我们对屏幕进行了全面检修，增加了应急预案。开幕式当天，消防车和消防员都备着呢，万一屏幕出现问题 ，随时可以解决。

　　《画卷》的章节，“墨人”用舞蹈做的那幅画，我们是在开幕式上才第一次完成。今年初，我们曾在北京大兴区集结了1万人训练，结果练到一半下雨了，纸上的颜料给冲花了，人也就散了。我们一共只准备了两张“纸”，每张纸的造价要三四十万元，所以真正演出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幅画的真实效果。

　　这一次开幕式转播商BOB有近200台摄像机在拍摄，以前我们顶级的晚会，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台机器同时拍，所以这次我们如果出错了，那可真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幕前我们团队里的技术负责人于建平压力特别大，我只能督促他，也不敢给他过大的压力。文艺表演只是好坏之分，技术如果出了问题，就是成与败的区别。现在事情成了，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事情成功有它的必然性，这么好的团队，集中几年力气做出来的事情，经得起考验。

　　三联生活周刊：在创作过程中，你们希望在开幕式上表达怎样的文化理念给全世界？

　　张和平：表达什么样的理念确实是个核心问题。张艺谋是视听方面的大师，我作为“官员”，角色不一样，我要考虑更多是如何将必须完成的理念融入到开幕式里。开幕式的第一个章节全世界都知道，是表达欢迎，用鼓来表达比较常见，我们在此基础上有创新，用了“缶”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击缶高歌”之说法。在“活字印刷”中，我们选择了“和”字，这点所有人意见非常一致，它特别能代表奥林匹克精神。我们7月16日的内部彩排里，孔子的三千弟子念的句子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但是到了7月30日节目审查的时候，就比较明确把这句话取消了，因为它没什么积极意味，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我们改用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句子更能表达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2007年4月份，我曾陪着刘淇书记等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开幕式方案，领导同志提出能否把太极表演加入开幕式。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人晨练太极，是一个很能表达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希望能够在开幕式里表现出来。后来我们将太极融进了表演，取的名字就叫“自然”，这也是中国人状态和心态的一种表现，结果表明，非常之好。

　　导演班子为了表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演唱主题歌之前设计升起一个大球，刘淇书记看了节目后提议，能否把这个球变成“地球”，最好还能转动，最后我们技术上也做到了，表现效果也很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了很多古老中华文明的节目，也看到了现代中国的表现，但是好像现代中国有标志性的东西并不多，不像指南针、活字印刷、丝绸之路那样有独特性。

　　张和平：去年4月份，中央领导同志给奥运开幕式提了5条要求：精彩、新颖、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世界眼光，事实证明这5条非常之好、非常之对。我们中华民族既要表达自我，又要向全世界人民传达奥林匹克的精神，所以我个人对这个开幕式的理解，就是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

　　整个文艺表演部分我们借用了中国画的“写意概念”，如果是写实，就会把人框死了，表现中国古代文明就成了编年史。下半段我们希望表达中国这些年的成就和精神风貌，但是为了防止说教意味，又要赏心悦目，我们用LED屏幕流动的画卷来表现大好河山和建设成就。郎朗的钢琴、放飞的风筝象征着放飞梦想，孩子们在“纸”上作画表现了我们的环保观念。最后的“笑脸”也是代表了整个晚会的征集过程，从全世界那里得到的笑脸有21万张之多。

　　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开幕式来说，表达现代部分都不太容易。因为现代部分里的共性太多，北京的高楼大厦和纽约、伦敦的没有多大区别，北京人现在的穿着也很国际化，人家来北京不看这个。所以如果演出里只表现高楼大厦，我觉得是一种失败。

　　我们在筹划开幕式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鸟巢”是先设计好了的，开幕式的创意在后，所以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鸟巢”的特点来创作。“鸟巢”的地面上没有预留主火炬塔的位置，主火炬塔点燃后又要求场内外的观众都能看到，这无疑是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大规模的演出，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以前的“团体操”年代，你们会有意回避这种“团体操”的感觉吗？

　　张和平：的确有过这样的考虑，一开始节目设计的演员人数很少，可是那么大一个体育场，百八十人投在里边根本看不见。广场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个场合必须上千甚至数千人的演出表演，才能显出场面。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广场艺术的规律，中国有人口多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优势，走创新之路，使它不像过去“团体操”那样死板。

　　“墨人作画”的节目就避开了大规模的形式，那些作画的现代舞演员不到20人，非常有新意。同时我们设计的那张画卷的“纸”，留下了所有踩过它的全世界12000多名运动员的脚印，这是非常前卫的行为艺术，这张“纸”也成了不可复制的国宝。所以这场开幕式能够赢得多个层面的好评。本来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差别是非常大的，但是这场开幕式兼顾了“前卫”和“大众”。

　　三联生活周刊：开幕式方案经历过漫长的前期征集过程，但是好像真正的开幕式演出，采用的征集方案非常少。

　　张和平：整个筹备过程，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话是创意要奇思妙想，第二句是制作要切实可行。从2005年3月开始全球征集方案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特别多的回馈，有409件作品，不知道花费了多少人的多少心血。后来第二阶段有13个团队进行陈述，最后5家团队进入了下一轮。从这些参与陈述的团队看，他们希望用方案打动我们，实际上我们不仅是在选方案，更是在选人，看哪些人能够担起这件事情，最后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现在的开闭幕式团队。

　　所以在头一个阶段，我们不设太多限制，让各家展开想象，出现更多的奇思妙想。但是征集方案往往忽悠的成分比较大，所谓的奇思妙想泡沫很多，接下来咱们得居家过日子了，得老老实实地做事情。刘淇书记在内部动员大会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办一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开幕式。但是我们中国人啥没见过啊？所以在别人面前我们不敢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怕大家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开幕式开始前，突然换了主题歌的歌手？

　　张和平：原来我们选了两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的学生，当时的思路是找两个完全未成名的歌手，没有被公司签过，没有任何背景。一直到7月16日彩排过后，感觉前边的太极表演过强，两个新歌手的节目紧跟在后，会托不住。那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张艺谋一个桌，我就问他，是不是把新歌手变成大腕更好？因为大腕歌手演唱所产生的化学作用，与不知名演员不一样。张艺谋同意我的想法，当时就打电话给陈其钢，陈其钢接受不了，张艺谋就在电话里跟他急，但是没过一会，陈其钢也接受了这个想法，这也是艺术家的可爱之处，通了就是通了，不通就是不通。

　　我提出应该找一个外国歌星，这样更体现主题曲《我和你》的含义。我坚持中国歌手用男性，因为这更能代表中国阳刚的形象。我们同时向加拿大歌星席琳·迪翁、爱尔兰歌星凯瑟琳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等发出了邀请。莎拉·布莱曼表现得最积极，我们反复强调根据国际惯例，演唱主题歌不给报酬，我们只出差旅费。这个变动的时候离最后的8月8日还不足20天，我直接给刘淇打电话汇报，到这个时候了，必须建立一条“绿色通道”，刘淇书记完全同意。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节目单已经来不及写他们的名字了，10万个节目单的印刷需要20天周期。在8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我公布了演唱歌手的名字，是对节目单的补充，而且对观众来说，听的同样的歌声，如果知道是明星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提前公布，给观众更多的心理预期。

　　大家也注意到，这次的主题歌特别轻柔，不像传统体育竞赛歌曲那样气势磅礴。我们这样选择，也是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心态，我们不再需要高声呐喊来表达自我，当我们真正强大的时候，轻柔的歌声也一样充满魅力、充满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对您这个职位来说，要办好开、闭幕式，动员这么多人力物力，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张和平：我做过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也当过8年北京文化局的局长，经历告诉我这次奥组委的财务支出是最严格的，有一个监察审计组常驻开、闭幕式运营中心。我们开、闭幕式的经费支出不仅是经济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现在提倡节俭办奥运，廉洁办奥运，所以我们并不是无限制地投入来办一场让世人满意的开幕式。

　　好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包办4个仪式的团队，包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所以我们可以整合资源，4台节目互相补充。我们不可能像国外那样，由某个公司可以单独去承担某一个开、闭幕式，我们要牵动的力量非常多，超过了单纯公司的能力。

　　我从2006年4月开始，在奥组委开、闭幕式团队提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我认为这是能凝聚我们团队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办开幕式有两个最大的优势，一个是体制优势，一个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艺术家是有个性的，不容易聚合到一起，四五万人的一支队伍非常庞大，好在我们有完善的组织系统，保证了各方面的配合。

　　开幕式刚开始不久，国旗进场的时候，是由一个小女孩领唱《歌唱祖国》，蔡国强说他落泪了，成龙也落泪了。后来开幕式圆满成功，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一谈到孩子唱《歌唱祖国》也落泪了。打动他们的是什么？是中国的力量，是祖国的力量，我们民族的自信。我个人在奥组委是不拿工资的，我的年纪也过了继续发展的阶段。打动我的东西是民族的责任，是祖国的光荣，还是那句话：祖国利益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