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国有股份减持的幌子？

　　如果说改制是为了上市，从资产评估到股权分配无一不开着绿灯。可7年过去了，改制组建的公司依然没有上市，而是变成了中外合资。

　　在当初的股权分配上，沁水县政府占有25%的股份，其余四家民营企业则占了75%的股份。可按照国家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在自然垄断的领域须是绝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这显然也是不合法。

　　一位知情人士向《小康》透露，时任沁水县县长申会在县长办公会议定下的股权结构是由沁水县国资局控股33%，为惟一相对大股东。但在北京协商时，和平投资公司老总曾提出，“生产上你们多操心，上市方面我们多出力，地位要相等。 ”他要求将自己的股份提高到25%，所以沁水国资局的股份便从33%降为25%，形成平等大股东。

　　2004年春，沁和能源在五台山召开董事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大幅调整。沁水县国资局持股比例从25%下降为1 8.75%，中嘉煤业增持为23.75%，而原本让沁水县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的“在证监会楼上办公的”北京和平投资公司却从股东名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家北京公司——首都控股，该公司持股为35%，中国大通、北京润新也都降为1 5%和7.5%。

　　让人费解的是，2004年全国的煤炭行情已持续走高，沁和能源获得了惊人的投资回报率。但在赢利可观的情况下，沁水县政府不可思议地将股份做了减持。

　　员工被强制退股？

　　1997年，沁水县永红煤矿作为晋城市政府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进行技术改造。为使改造成功，时任沁水县副县长程琳带队参加一个改制大会。会上学习了“关于晋城市国有企业改制中实行员工持股的办法”以及中央、省、市有关改制的文件和政策，并要求参会人员，回去后一定要发动职工入股，搞好试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尽快把全市的国有工业企业全部改制成股份制企业。

　　永红煤矿办公室主任付瑞喜告诉《小康》，由于改制是一项新工作，矿上还派他和赵育明、王永晋到高平赵庄煤矿、伯方煤矿学习、取经。

　　1997年6月，永红煤矿做好改制前的资产评估后，开始吸纳矿区内500多名职工的入股资金。在一份《关于晋城市国有企业改制中实行员工持股的办法》和《晋城市加快推进小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若干政策》晋企改字(1997)1 号文件上，记者看到：“原则上坚持职工持股上岗，但要尽量避免股权平均化，职工认购股权可根据工龄长短，岗位不同，贡献大小适当拉开档次。”正是这份规定，使得后来在短短几个月为改制募得的172万元股金，对整个永红煤矿改制划上了重要的一笔。

　　时任财务科副科长赵育明回忆说，他在大会上拍胸脯保证，告诉大家中央文件学习过了，职工入股，以后每年能分红，可以继承，可以转让，永不退股。

　　赵育明的话让很多人深信不疑，于是职工们开始入股，有找亲戚朋友借的钱入股，有准备结婚的钱，有给孩子读书的钱等等。最终永红煤矿共有520个职工入股，筹集股金172万，并用这笔钱办洗煤厂帮助永红煤矿挺过了改造最艰难时候。2000年，矿上利用洗煤厂的滚动利润打了(年产)100万吨的大井，还加强安全投入，建了两个电力排风口。

　　2001年4月，100万吨大井投产，此时吨煤价格也涨到100多元。

　　然而，2003年10月，改制后成立的沁和能源公司却突然决定将股金退给职工。绝大部分职工不愿意领，一位老矿工告诉记者，公司派人到工人家中做工作：“谁不领，谁下岗！”仍有部分工人不愿意领，公司将这部分钱分户头存入银行，把存单交给职工，强行完成了退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矿工告诉《小康》，公司老总在接见职工代表称，按照《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公司由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建设，而520名职工入股已经违反了《公司法》。所以要退股，并否认当时职工们入股的资金为股金，只承认为公司的借款。

　　事实上，在《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建立。规定的是以“个”为单位，而非以“人”为单位。国家发改委政策法规司的一位专家告诉《小康》，按照国家《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规定：内部职工所持股份可以转为职工合股基金，以基金组成的法人为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也就是说这520名入股职工可以算作一个股东。

　　赵育明告诉《小康》记者，自己是主管会计的，负责开票据，记得很清楚收据上写明是股金。

　　在一份沁和能源公司给520名职工认股金清退补偿协议上，记者意外发现协议上盖的章并非沁和能源公司的公章，而是已经失效的山西省沁水永红煤矿的公章。

　　问题7年未解决

　　从改制起，煤矿职工与部分老干部们就没有停止过上访和向媒体的投诉。从2001年到2008年，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度白热化。从莫名的辞退、牢狱之灾再到无故的降职，为了一个公正的说法，双方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拉锯。

　　而在调查中，《小康》记者发现，当地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十分强硬。马刘勤在无法解答记者的问题之时，声称改制乃地方国企的行为，与国家无关。在记者的继续追问下，马更是这样辩驳，自己已卸任，难道作为改制组组长，就什么都知道？

　　沁水县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振华告诉《小康》记者，改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改制。他表示，“三矿一站”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股权，二、净资产评估。如果把两点解释清楚，那么就不会有人质疑了。

　　永红煤矿一名老矿长对《小康》记者称，三级领导的批示，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只是让事情陷入不了了之。他苦笑称，7年了，再坚持一年我们就回到了“抗战”了。

　　采访侧记>>

　　2003至2005年，媒体的报道和质疑惊动了中央、省、市三级领导重视，并责成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取证，可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在为期数日的调查中，《小康》记者曾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一位男子向记者开出了百万元购买记者手中所掌握资料的条件，在遭到拒绝后，更是扬言让记者尽早离去，别做无谓的牺牲。

　　而某些官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当被追问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时，竟不耐烦地对记者用方言破口大骂、口出恶言。原本已答应接受记者采访的山西省纪委巡视组一位负责人也突然来电婉言拒绝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