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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受体制约束,走得磕磕碰碰的最典型例子,是广州的足球俱乐部。
广东足球曾经代表了中国足球的一个时代,在广州,足球运动群众基础一点都不亚于羽毛球。2002年甫一上任,刘江南就为广州足球队提出了冲超目标。去年底,广州队终于冲超成功。然而对广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宁智雄来说,体会到的是更多的困惑与无奈。
宁智雄2007年就任广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到任那天,他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一个真正像样的俱乐部。广药足球俱乐部的招牌树立在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旁边,那里只是一个办公地点,旁边有一块足球场,也是租借的。而球队的主场越秀山球场,也不属球队所有,每次比赛前都要缴付租金,“什么叫主场?天天在那里训练,场上各个位置的土壤软硬度都知道,经常有球迷到场捧场,那才叫主场。”
“没有自己的会员活动中心,没有周边产品展览馆,中超公司要求每支球队要有四块球场,现在我们只有一块。”宁智雄摊了摊手。运营一个足球俱乐部,包括球员和主教练薪金、竞赛奖金以及日常基本费用等,每年得投入两三千万。然而因为盈利模式的不成熟,要盈收平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有多余的资金作固定资产投入了。从最初的太阳神,到松日、吉利、香雪、日之泉,广州足球俱乐部数度易主,原因无非一点:长期入不敷出令投资企业不堪重负。
现在广药队最大的三块盈收是招商广告、门票和周边产业销售收入。而西方国家成熟足球俱乐部所依赖的电视转播权、彩票、买卖球员、上市募资等盈利模式,在国内都面临发育不良和体制限制。
足协成立的“中超公司”,是所有中超球队在经营上都绕不过的一道坎。即使是在俱乐部所在地域举行球赛,俱乐部也不能自主经营电视转播权,而要由中超公司委任另一家公司统一经营。虽然到了年底,中超公司会把全年的转播权及其他广告经营所得分成给每一个足球俱乐部(2007年各足球俱乐部分得300万),但宁智雄认为,在球市比较好的广州,如果能在转播权上得到自主经营权,营收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球赛的广告赞助商也具有排他性,如果中超公司拉来一位赞助商,俱乐部就不能再拉同一行业的企业赞助,在招商广告、翻牌广告经营上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广药足球俱乐部每年的盈收数字都颇有玄机。广药集团旗下企业众多,其中包括两家上市公司。足球俱乐部采用所谓股份制形式,所有股东都是集团旗下的企业。每一年,这些企业都会花几百万在各场赛事中冠名、投广告。虽然这些球场广告确实对企业起到宣传作用,但还是颇有内部摊派意味。
正如宁智雄所看到的,这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整个机制不能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可以从中起的作用很少,最多也就是在政策上给予企业一些其他方面的补偿。
萌芽之中
不过,从体育局长刘江南的角度看来,经营困境只是其中一方面,如果跳出体育来看足球,广州队冲超成功,不但为广州增加了一项品牌赛事,而且对投资冠名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都有正面宣传作用。
“我之前不知道他们的困难,但广药集团接手足球俱乐部,对拉动广州体育产业发展肯定是功不可没的,体育局能帮上忙的一定会帮。”但问题在于,足球产业的改制虽然不完善,无法走上纯市场化的道路,但它又确实已经脱离了与主管部门的直接隶属关系。俱乐部托管给企业后,已经不归体育局管了,体育局不可能直接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现在刘江南可以承诺的,是在练习和比赛场地的提供上给予足球俱乐部更大支持,以及亲自鼓动企业赞助中超赛事的冠名和广告。“如果广州队能在中超甚至世界赛事上打出好成绩,像篮球运动一样多发掘出优秀球员,改善经营还是有希望的。”
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冲超成功和大力发展会员制,对今年广药队主场球赛的上座率已经产生了正面影响,门票销售量从以往的1万以下,上升到2万以上。
说到底,这又跟该体育项目的发展成熟程度,以及整个城市体育产业发展程度相辅相承。只有当球队的群众认知度越来越高,城市竞赛表演业发展相对成熟,社会和企业对赞助体育赛事的热情普遍高涨,中超赛事离真正实现盈利才会越来越近。届时,广州离体育产业化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近。
虽然艰难,但政府主导的市场探索道路一直在前行。谭建湘告诉记者,国家即将出台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对产值、从业人员等都会有一个规范的统计标准。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里起码能占到几个百分点,而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广州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好了很多,已经超过1%了。”
刘江南却并不过分乐观。由于体制的束缚,尽管有地方政府部门的力推,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很多事情还是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影响。即使是广州最引以为豪的赛事运作,离国外完全市场化操作的模式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我们的体育产业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有了一定成绩,但不要过高评估其发展。我从来不谈体育‘产业化’这个词,因为确实还没到这个程度。”刘江南强调。
(本刊记者杨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