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逃出水泥森林，融于山水之间。

　　人人都在穷忙时，清静的自由和富足的闲暇，就成了奢侈品。

　　依山傍水，别墅园林，悠游岁月，是城市精英形而上的向往，是新富阶层的田园想象。

　　中国的房地产业已有能力为隐居者提供去处，以西式现代品质还原东方自然格调。

　　当代隐居者在城市与山水间穿梭，也在名利与自由间两难。

　　城市仍是大本营，但隐居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个人价值观进化中的一环。

　　第一批隐居者以成功人士身份出现，或小住，或禅修，或参加心灵修炼课程，体会隐居的感觉。

　　隐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能力。

　　身体隐居了，心仍是活络的。手机已经关了，身份还在招摇——他们的隐居很高调。

　　高调隐居的中国悖论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从怀抱“孔明心态”、好走“终南捷径”的古代隐士，到当下的“高调”隐居者，均显露出“隐”的矛盾与虚伪。

　　文/何雄飞

　　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在南宋诗人陆放翁看来，要想做真隐士，是不应该存活于世上，那些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隐士、高士、处士，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不是“真隐”而是“假隐”。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这群主要由文人组成的隐士集团，或怀抱“孔明心态”，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才勉为其难出山，以济困解厄；或怀抱“终南山心态”，虽然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却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者登门拜访。

　　归隐自然、超尘脱俗、隐逸、清高等已成为中国人普遍崇仰的“人生哲学”。然而，“终南捷径”却又成为一种隐士追求名利以退为进的手段。“文人出路狭窄，热衷做官，做不成官，自称‘布衣’，以布衣傲人。这是多么矛盾、荒谬又虚伪的事。中国社会文化之虚伪，且习以为常，此是一例。”(台湾作家何怀硕语)

　　中国隐士：一群隐君子，一群伪君子？

　　隐士不是种职业。隐士是逃离社会，努力要成为名符其实“个人”的一种人。

　　在西方，除了宗教修道之外，只有像梭罗、史怀哲、罗伯特·拉克斯等少数特立独行的隐士，“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而在中国，隐士却是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标志与人格向往，往往是“社会精英”，《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作者、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这样向他的美国朋友介绍中国隐士，“他们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

　　“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不是孔孟，不是老庄，是隐士。”(南怀瑾《<庄子>讲记》)

　　人数接近百万的中国隐士，常常是政治的异见者，他们总是与社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葛之中。在多数记载中，上古时期拒受禅让的许由和巢父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隐士；继而，商代遗民伯夷、叔齐为守节不食周粟，成为史上最牛的隐士；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也见到许多对政治灰心、悄然退避的隐士：接舆、长沮、晨门、荷条丈人等；再是鬼谷子和诸葛亮，文人士大夫陶渊明、王维；再是“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竹林七贤”，明清三大学者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再到曹雪芹、郑板桥、蒲松龄。

　　他们或许是厌离俗尘的无名隐者，或是志慕仙佛的修道者，或是筑庐读书著述者，或是结炉炼汞服丹者，或是终身不仕者，或是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功成身退者……他们各取所需选择了“义隐”、“时隐”、“朝隐”、“酒隐”、“学隐”、“道隐”与“佛隐”的隐逸方式，却又一致与方士、田园诗、山水画、茶道、医药、园林、农学、奇行与变态脱不开干系。

　　何怀硕曾这样分析中国隐士的主要成因：外国隐士，不一定是“读书人”(这在古代中国称“士”，现代叫“知识分子”)，但中国的隐士必来自读书人，即文人。中国文人，不做官时为“士”，做了官便称“仕”。文人的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仕途是一条积极奋进之路，但是僧多粥少，能当官者少，自然失意者多。所以有三种“布衣”：因为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做不成官；或者已入仕途，却因为受到挫折、诽谤、陷害而被迫放弃这条路；或者因政治黑暗，纲纪荡然，道德沦丧，日月倾颓，天下无道而不愿、不屑做官。上述三种人，尤其前两种，大都走向消极遁世之路，成为“隐士”。

　　而隐士又有这样的类别：一类为绝对隐居，独自修行，不涉红尘；一类是在悟道前隐居清修，悟道后入世教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如诸葛亮、虚云大师；一类隐于城市，和光同尘；一类是当国有难，出世救万民于水火，功成遂退，退隐泉林；还有一类，是以隐为名，以隐求名，以名博官，所谓“终南捷径”，已经算不得真正的隐士。

　　中国社会之矛盾、荒谬与虚伪，在中国隐士文化中极其典型。

　　南怀瑾在《<庄子>讲记》就讲到过这样的例子。满清入关后，康熙想尽办法网罗退隐的“遗老”，于是，在康熙到乾隆的100年间，科举中特设有“博学鸿词科”，对退隐的“遗老”特别恩宠，马马虎虎报个名考一下，就给很好的官位，许多隐士禁不住诱惑参加“博学鸿词科”首考，如愿以偿。有人便写下一首讽刺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博学鸿词科”再考，考场人满为患，后去的还被推到门外去，有人于是又写了一首诗来挖苦：“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高调隐居的矛盾共同体

　　放到今天，高调隐居也是个矛盾共同体。

　　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上班打卡的工薪族，虽然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隐居”，却也会在家里挂一两幅仿制的“山水画”，在办公桌案头上摆一个迷你盆景，上面缀以陶制的一椽小茅屋，或者一二渔樵在“山林”之间，引发“悠然见南山”的神往。

　　在红尘中争名夺利的官僚商贾、社会精英，时不时便会玩突然“失踪”，以“抱歉，你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为荣，以和穷人、俗人住在一块为耻，“高调”隐居之外，他们还喜欢在自己的别墅里造造园林、假山、草堂和山房，种上一垄竹子，放几块湖石，以满足归隐山林的雅兴，附庸“高人逸士”之风雅。

　　中国财富的分配一样逃不开“二八定律”，隐居是个奢侈品，没钱的人只能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被称为是世俗社会的叛逃者。越是身居高位者，越想隐身，越是品位高端者，越想隐居，低调隐秘的中国上流社会，小圈子话题从来没有停止对“悠然栖居”、“世外桃源”的渴望，他们买下一座岛做“岛主”，买下一座山做“寨主”，买下一块地做“领主”，买下一间大院做“院主”……内敛谦恭，却又因地位显赫、财富耀眼而逃不开“人肉搜索”，一次低调的“隐居”往往会变成有预谋的“高调”炒作。

　　高调隐居者常常是在“躲人”而不是“躲城市”。于是，他们往往会在城市近郊辟一片土地，堆山种树，建楼引水，在苏州园林里以成功者悠然“市隐”，这要归功于中国贵族最早开创的行宫、别院和避暑山庄，西方贵族贡献的别墅等栖居形态。

　　高调隐居者认为书比电视更重要，独处比社交更重要，国学比经济管理学更重要；他们爱躲在别墅玩弹子球；喜欢遛大狗的慢生活；喜欢唐装，留胡子；看许多本线装的佛经及四书五经；喜欢冥想，爱与高僧恳谈，爱上禅修班；拒绝电话，如果有手机一定要转秘书台；如果出游，也是和小圈子的名媛或大佬开上游艇前往公海、坐上私人飞机前往迪拜……

　　高调隐居者多为文人、商人和政要。他们可能是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写《瓦尔登湖》的梭罗，写《挪威森林》的村上春树，也可能是躲回湖南老家的周立波，在湖南岳阳农庄里种菜的韩少功，以及半隐不居的张承志和张炜。他们还可能是早在雅典奥运会时就想隐居的许海峰，在岳阳西冲村盖了3间瓦房隐居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也可能是筹划离任后前往美国德州东北部达拉斯市建别墅隐居的小布什。

　　高调隐居者擅于将禅修之“道”变成 “术”。在西湖边的古刹，在天台山的国清寺，在五台山的十方堂，在重庆的华岩寺，在河北赵县的柏林寺，在广东四会的六祖寺，在终南山的各大寺院，处处皆有“生活禅”，处处都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珠海等地企业家的身影，他们热衷扣问山林寺门，聆听暮鼓梵音，品食清茶斋饭，在寺庙里短期隐身修行：礼佛、诵经、讲座、抄经、普茶、传灯、行脚等，返城之后，再研究如何将佛学应用到企业管理，广结善缘，扩大生意，以赚取更多的财富。

　　无法高调隐居的大多数人，只能在网络上畅想如何“隐于野”：依山面水，造座小木屋，屋前开一小块田地，种点瓜果蔬菜，养几只鸡、鸭、狗、兔；如何“隐于镇”：选小桥流水的周庄、西塘，租住或自建一座带天井的房子，在镇上摆个小摊开个小店，不求赚多少钱，只是找个活儿；如何“隐于路”：买一辆十来万的房车，像吉普赛人一样以大篷车为家，四处流浪。

　　更有人在畅想自己老年隐居扬州的安适：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秩序不乱，历史不短，风景不差，故事不少……去扬州老城中租一间院子，比邻而居。夜色降临，在积水空明的庭院中，摆两把藤椅，我们欹斜其上，谈一谈诗词，待月色更浓，沏上一壶清茶，月光洒在其中，我们相敬而啜，品那一段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