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河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1978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迅速增加到249529.9亿元，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9.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美元3.28万亿美元，比排名世界第三位的德国仅差100亿美元，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500美元。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取得惊人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关键在于我们进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全面进步。

　　三大制度创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改革开放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有三项制度创新：一是推行了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财富创造积累的激励机制问题。产权制度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农业领域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将土地经营权长期承包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几亿人摆脱了严重饥饿和贫困，为后来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原料来源和食品供给。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先是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后是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线，实行了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造，建立了国有企业发展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我国先是允许、后是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由此在各个产业领域生长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二是改革人事制度，解决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数以百万计知识青年进入大学。3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群体在各个领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改革了用人制度，废除领导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打开了干部轮替和进入的通道，将大量社会精英人才纳入到治国体系中，这给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三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为引进资本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创造制度平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典型的储蓄和外汇“双缺口”型发展中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国内资金极为短缺。面对困境我国先是设立经济特区，开放东部沿海城市，然后开放向中西部地区扩展。通过30年的对外开放，排除了我国引进外来资本技术和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制度障碍，大量外资技术的进入和国内工业产品的不断出口，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迅速由 “双缺口”型向“双剩余”型转变，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国内资金富裕，进出口贸易活跃，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历史变迁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只要能搞好产权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资本技术以及产品的对外开放，经济就会发展，社会就会繁荣，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强盛。

　　渐进式改革特点

　　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改革相比，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开放路线，这种改革开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在改革开放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许多领域的改革，一般都是由农民、工人和农村、城镇的基层力量在实践中自发进行改革探索，然后将改革的成功信息向上传递，逐渐为上层接受并转化为推进改革的意志。同时，我国的改革也是先从容易取得成效的领域开始的，因为这些领域涉及的利益关联部门少，但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大，比如通过承包制增加工农产品生产；通过市场化改革，扩大城乡商品流通；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等。而涉及利益关联部门多、改革阻力大的社会以及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范围展开的。

　　在改革开放顺序上，改革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其他领域，开放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中西部地区的策略。比如，农村改革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尔后随着剩余农产品的增多促使国家改革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成功又推动了原有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带动了农村税费、教育、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城市改革先在国营工厂开始，企业经营承包制改革的成功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原材料购进、产品销售、收入分配等制度进行改革，而这些改革的初步成功又促进城市甚至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乃至政治领域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进程上，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从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看，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我们都采取了先点后面的循序渐进方式。以对外开放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80年代中期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还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定位为经济开放区。90年代初，做出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此后对外开放区域进一步扩大到内陆和边境口岸城市。这种先点后面、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不易在短期内取得大范围的成功效果，但避免了大的社会震荡，带来的试错成本低、风险小。

　　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建国以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构建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已经从上到下形成了极强的刚性结构，很难依靠一时一项改革迅速打破这种僵化的体制结构。于是，我国在生产、流通、信贷、汇率等领域采取了“双轨制”的改革模式，比如在生产领域，我们对增产超产部分实行市场价格，对计划内生产实行计划价格；对计划内生产购进物资实行计划价格，对计划外生产购进物资实行市场调剂价格。又如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先稳定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优先鼓励发展个体户和民营经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对于国有企业，开始实行“一厂两制”，对新建部分实行股份制，对原有存量部分保持国有制性质。众所周知，增量改革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参加增量改革的群体分享到的利益也大于原有体制。因此，存量部分为了获得改革的好处，也纷纷要求改革，由此增量改革也带动了存量改革。

　　从上述改革开放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受益人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群体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基层率先发动的，农民、工人从中优先获得较大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到社会、从一般部门到垄断部门的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从农民、工人转向精英群体，而且随时间推移，精英群体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越来越多，农民和工人获益相比较越少，甚至出现了边缘化倾向。改革开放受益群体的分化必然会加剧城乡、区域、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想缩小或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必须调整既有的改革开放方式。

　　如前所述，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部门或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开始他们支持改革，而后转变为不愿改革，甚至有些部门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因此，要想消除市场扭曲，促进公平竞争，创造均等的机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