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

　　最近，“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女士因“亲华言论”被停职。应该承认，当我听说这件事时，并不感到 吃惊。法国类似事件也不罕见。随手就可以拈来两个例子。

　　上个月1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编辑理查尔·拉贝维埃尔就被粗暴地解雇了。事情缘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应萨科 齐之邀，阿萨德于7月13日来法国参加地中海联盟会议，并出席法国国庆阅兵仪式。拉贝维埃尔在其行前独家采访了阿萨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值得赞扬的。然而该电台台长的反应却是将其解雇，理由是“事先未请示便擅自与叙利亚方面谈 判采访事宜”。言下之意，似乎拉贝维埃尔背着电台，私下与阿萨德做了什么“交易”似的。事实绝非如此。拉贝维埃尔不仅 向上司发去了采访阿萨德的请示电邮，一切都是按电台规定做的。但“证据”对解雇一个人来说并不重要。据业内人士透露， 真正原因，是因为拉贝维埃尔多年来对中东问题的报道“倾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已引起上层强烈不满……

　　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观点极端的法国《查理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出格”言论。其总编就曾不顾穆斯林社团的强 烈反对，以“新闻自由”名义，刊登过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为此该杂志遭起诉，但最后还是打赢了官司。但当其旗下著 名政治漫画家西内讽刺总统公子的时候，却被当即开除。他的“罪名”是下面这段话：“萨科齐将皈依犹太教，因为他将娶‘ 达尔蒂’财团创始人的遗产继承人，一位犹太姑娘为妻。这小子很会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来。”

　　但这也并非萨科齐治下的今日法国才会发生的事。我一位朋友曾在法国电视一台担任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一次电 视直播采访当时的政府总理贝雷戈瓦时，总编特意将他召到办公室，对他说，今晚采访要“好自为之”。法国的奥妙，在于从 来不粗暴地直说要你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给你划一道看不见的红线。当时总理正在闹丑闻——他从一个财团老板那里“ 借”了一百万法郎，却没有还钱的证据。我的朋友当然知道“好自为之”的意思。但他的职业荣誉逼着他最后还是“轻轻地” 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到底还了钱没有？要知道，法国电视一台的大老板是做房地产出身的，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公共合 同……从此，我的朋友便一直受压，直到一年后被解雇。

　　这类事件在法国尽管每次都会引起一番争议，但被解雇者最后没有任何复职的可能。由此可以非常充分地说明，真正 的新闻自由，无论是在哪种体制下，都还只是一种理想。新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有权说出不同意见；而且同样意 味着你的职业生涯、你的正常生活同样也不应因你发表了某种言论而受到影响甚至冲击。而这一点在欧洲并没有真正做到。

　　事实上，经过多年深入观察，可以看到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两道“红线”制约着新闻自由。一道是看得见的， 即法律。但就是这道红线在国与国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在英国报刊上刊登一幅偷拍的名人照片是合法的，在法国则是“侵 犯个人隐私”，是违法的。

　　另一道红线，就是看不见的“政治正确”了。逾越这道红线，就会遭到类似张丹红、拉贝维埃尔之类的遭遇。“政治 正确”的骇人之处，就在于谁也说不清它的界线到底划在哪里，它既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领地”，同时也是执政者“政治 雷区”的标志，而且还是某些宗教、经济或其他社团的“禁区”。我上面举的例子，恰恰反映了这几个方面。妙就妙在这把悬 在新闻界从业人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无法用笔来清晰、明了地勾划出来的。然而每个人都能切肤般“感觉”到其存在 。于是人人都会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凡有可能被划入“政治不正确”红线之外的，在法国都会人人避而远之。

　　最近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达赖到法访问时，遭到500人的示威抗议。按“人咬狗”式的新闻观来审视，这绝 对应该是一个“大新闻”。但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却没有丝毫痕迹留下。这让我对“历史”的记录也产生了一定怀疑……

　　“张丹红事件”之所以会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恰恰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宣言信以为真了。仅此而 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