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监守自盗者”

　　作为国企“掌门人”，王效金原本应该履行好“看家”职责，但是，其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监守自盗者”。

　　王效金曾公开表示：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古井集团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只有国有资产大部分退出，才能使企业再次焕发生机。他表示，希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转变经营理念、改善治理结构，推动古井实现新的辉煌。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冠冕堂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背后，王效金其实另有“小九九”。

　　有知情人士指出，古井集团发展到今天，王效金居功至伟。但是，古井集团国有企业的性质，注定王效金只能是高级 “打工仔”，一旦退休，只能“抱憾离开”，难以带走企业“一草一木”。相较自己的巨大贡献，这种不改制带来的预期结局，实在难以让王效金心理平衡。

　　基于此，接近花甲之龄的王效金对改制的渴望极为迫切，并不遗余力予以推动。其背后蕴含的，是其对自身利益的“ 不懈追逐”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监守自盗”。古井集团下属的九方制药有限公司改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03年5月，得知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准备进行改制的消息后，王效金多年的朋友、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潘某专程上门，请王效金予以支持其参股九方制药公司的经营。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潘某希望最大限度压低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值，以便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股权。20 03年下半年，潘某3次来到王效金的家中寻求支持并送上110万元人民币。同时许诺，如果九方制药公司净资产评估能评到1000万元，他会给王效金一些股份。

　　利益驱动下，王效金经多次指示安排，最终将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由2200万元下调到1000万元。由此，北京市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仅增资1000万元就取得了九方公司50%的股份。

　　据了解，此次改制中，王效金先后收受潘某所送人民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并不顾其他高管反对一次次满足后者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慷公家之慨为私人谋取巨额利益。

　　最吸引外界眼球的，是古井集团整个改制工作。在王效金的积极推动下，深圳某集团成为第一个合作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王效金更是不遗余力。

　　2003年下半年，深圳某集团董事陈某，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负责收购古井集团事宜。在签订了关于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的当晚，陈某就送给王效金10万元，请求对收购一事给予关照。其后不久，王效金将有关情况向亳州市领导汇报，表示倾向同深圳某集团进一步接触，并建议亳州市政府给陈某发考察邀请函。

　　同年11月，陈某接函后来古井集团考察，王效金应陈某的要求帮助安排与亳州市政府领导会谈。在此期间，陈某送给王效金10万元，并请王效金尽早促成亳州市政府领导到深圳某集团考察。

　　当月下旬，王效金随亳州市政府考察团到深圳某集团考察。为感谢王效金对收购工作的支持并希望其继续关照，陈某再次送给王效金10万元。2003年11月23日，亳州市政府与深圳某集团签订了产权改制框架协议。

　　旁人买古井，王效金缘何如此不遗余力推动？随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其中深层动因。

　　2004年2月25日下午，古井集团根据与深圳某集团的谈判初步成果，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审议并最终通过改制方案。

　　方案显示，将古井集团不良资产剥离，保留优良资产，经过评估作价，以净资产为基数，让出60%股权给深圳某集团，余下40%在内部分配，然后以员工拥有的这4成古井集团股权，再设立一家新的投资有限公司，作集团的一个股东，以此实现古井股权多元化。

　　该方案规定，在这家新的持股公司中，普通员工占股60%，管理层占股40%。但方案中出现了员工与管理层分配股权悬殊的问题——普通员工每人仅有3万股，而王效金一人则有1000万股。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据参与者回忆，当时很多职工为了宣泄对分配方案的不满，竟然跑到王效金所居住的别墅边烧纸钱，放鞭炮。从外地赶回“灭火”的王效金大怒，回家后气得灯都没开。

　　与此同时，和战略合作者的谈判也进行得不顺利。在转让价格上，深圳某集团和亳州市政府发生了分歧，最后谈判不了了之。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古井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也没有结果。

　　由此，王效金曾经对于古井的种种“念头”，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一言九鼎”的背后

　　王效金在古井集团可谓一言九鼎。号令之下，无人不从。也因此，很多行贿者对王效金“银蛋”开路，总能心想事成。

　　王效金缘何有如此权威？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很多古井员工眼中，王效金就是古井的精神支柱。“没有王效金，就没有古井的今天。”

　　此话并非言过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古井酒厂厂长后，王效金便开始展现惊人才能。最具说服力的是，“降度降价”的经典营销案例。

　　据介绍，1988年，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政策。“古井贡酒”从14.5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王效金意识到，如此高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当时消费者的购买力，将会变得空前难卖。

　　事实证明了王效金的判断。1989年初，白酒业一片萧条，各种名酒都开始滞销。此时，王效金推出“降度降价” 策略予以应对：将古井贡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销售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由此，在当年的名白酒企业中，古井成为惟一一家效益没有滑坡并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

　　此后，古井酒厂进入高速发展期。1995年，古井实现利税5.95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次年，古井先后在B股和A股市场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白酒类上市公司。1997年，古井集团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白酒的利润当年达3.14亿元。集团也由此成为国内知名大型企业，1999年，其总资产已近百亿元。在最辉煌的时候，古井集团上缴利税曾超过亳州市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光芒之下，王效金让人无法不仰视，其也成为古井集团乃至亳州市超重量级人物。此后，在《古井报》上，可以看到以各种形式宣传王效金的文章，像“给王厂长画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经营之道”、“董事长信箱”等，专栏就有若干并连续几年推出，而“向董事长学习”、“向王效金学习什么？”、“古井离不开王效金”的社论更是时常出现……

　　有报道称，王效金也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古井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职工的发展。

　　据知情人讲，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王效金还是挺民主的，能够听听党委和工会的意见，但落实具体问题时还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甚至，古井集团一旦有持不同“政见”者，其命运无一例外的是被“清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王效金受贿案的发生，在这一情况下实属理所当然。耐人寻味的还有，国企“掌门人” 的身份加速了王效金的堕落进程。他曾公开宣称：“我充其量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打工仔，我要为党和国家好好地打工，不然的话，党和国家就会炒我的鱿鱼，把我解雇了，那样，我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不了，因为我有个打工意识，所以我才能真正做到心理平衡。”然而，目睹不少国企老总因为改制摇身一变成为民企老总、“打工仔”变成“皇帝”之后，王效金再也难以保持平衡心态。也因此，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忙碌着古井“既艰难又曲折”的改制问题。可悲的是，一个“贪”字，让王效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如何监管国企“掌门人”？

　　王效金的落马，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如何监管国企“掌门人”。

　　王效金对此也是感慨系之。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他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他说，20年来，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多荣誉，然而他却没能把握好自己，从而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深渊。他感到“对不起古井，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党和国家”，一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他希望那些国企同行们能够从他身上吸取教训，用好权，慎用权，同时也希望上级机关加强对国有企业掌门人的监管，别再让其他人像自己一样，权力不断膨胀，最终得不到控制而跌入犯罪的深渊。

　　一位国资系统内部人士说，现在很多国企虽然名义上实行公司化的治理结构，但实际往往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或只有国有股，监督机制缺位，缺少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制衡。国企领导和一般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同，不仅掌握着“人权”，还掌握着“财权”，在企业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往往很容易摧毁企业内部的监督体系，从而产生各种违规行为。而且在地方上，只要企业能做大做强，地方领导就满意，对企业负责人的其他行为也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候，腐败就会趁虚而入。

　　面对王效金案，人们必须深思：国有企业的权力监督体系该如何构建？

　　“国企由于产权惟一或产权不明晰，往往造成各级负责人责任不清，以权谋私。只有引进不同的投资者、产权多元化、多方竞争，才能针对重大决策的表决、执行和监督形成内部的制约机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张，关键要引进外部监督者，比如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机构，不能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审计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审计。此外，还应聘请独立的董事、监事及财会人员。

　　胡星斗还认为，必须加强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监督。“必须给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企业的重大决策应该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保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企业核心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确保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是专家就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的完善给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