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时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对当前情况的观察而否定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尽管我们可以在这三十年的某个时段或某个局部发现偏离中性的迹象，但是，把三十年和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大体上保持了相对于利益集团的中性位置；在最低层次上，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在独立于利益集团方面还是表现得比自己的过去要好，也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下面，我选取几个例子来说明，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

　　第一个例子是增长共识的确立。增长共识的本质是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和社会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中共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悄悄地放弃了建立平等社会的信条，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转变。为了赢得支持，邓小平在1978年底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指向表面上看并不是要不要市场化改革，而是在辩论真理的源泉问题。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讨论的结果是，真理的源泉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从那时起，通往改革的大门就打开了。当时可能谁也没有料到，改革最终将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领导层清楚地知道，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的唯一出路。为了防止保守派的反击，邓小平定下的基调是——“不争论”。

　　增长共识把党和国家整合到经济建设这个单一目标上。在“文革”的黑暗年代之后，人们普遍厌烦了政治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前进方向。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固然会导致体制上的变化，但经济追赶对中国而言是如此重要，保守派也无法拒绝。

　　增长共识带来了体制的变革。一部分改革是构想并设计出来的，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最初是为了增加农业产出，但是，许多变革并非经过事前设计。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兴起和国有企业民营化都不是计划好的。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出乎他和其他领导人的预料。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颠覆了长久以来“农民就该种田”的认识。国有企业民营化更是触动了计划经济的根本，因为它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也得到推广。

　　第二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和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限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使经济激励开始在国有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也导致了众多始料未及的结果，远比其本身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之一是为非国有制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最好的例子是乡镇企业。这些农村企业不属于中央计划范畴，因此改革之前在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方面障碍重重。尽管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有过非同寻常的发展，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价格双轨制为乡镇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之得以迅猛发展。

　　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认为价格双轨制为中国带来了帕累托改进，即在没有伤及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了多数人的状况。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价格双轨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价格的差异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在1980年代末，“官倒”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并激起了公众的极大不满，当时很多学者担忧，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

　　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0年代初，双重价格开始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到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即双重汇率被取消。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既得利益所限制，而是坚决把改革推向新阶段。

　　第三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从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当时也有民营化的呼声，但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通过调整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来促进绩效。比如，在农村改革中屡见成效的承包制被引入到国有企业，经理承包成为198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式。但是，经理在承包过程中只能做到负盈不负亏，承包制不能根本解决国企的激励问题。“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从1995年到2005年，约四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化并不一定是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原因。有研究甚至发现，民营化使企业的绩效变好，从而增加就业。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之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多年没领到足额工资。这个问题在改制之前是被掩盖的，民营化只不过是把“烂柿子”的皮捅破了。

　　但是，民营化仍然很容易被当作解释下岗和失业的替罪羊，并成为很多人反对的理由之一。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使之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支持民营化，它将失去其权力基础——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放弃民营化，制度转型将会停滞，中国将失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

　　政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悄悄地进行民营化，同时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如果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工人福利的代言人，则民营化就不可能完成——因为这会动摇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对于一个左翼政党来说，这是自然的；对于一个右翼政党来说，民营把工人进一步推向左翼政党，因此削弱它自身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做其他国家政党不敢做的事情，是因为它具有足够的自主性，其政策选择不受当下政治格局的影响。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增长共识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主调，对于厌倦了文革时期无休止的政治争斗的中国人民来说，经济增长契合了他们的心声；双轨制的取消说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抵御精英集团的利益诉求，哪怕这个集团的成员来自党内；国有企业民营化则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民粹主义的呼声而停止改革，哪怕改革会危及它的阶级基础。

　　事实上，在从一个革命党向一个全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革新，包括对目标的修正、组织的更改以及政治基础的重建。正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保持了对于中国社会的中性态度，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待续)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yyao@cce.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