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德”的解读

　　如果将视野再放开一些，人们就会发现，国际上遭遇重大责任事故时，引咎辞职早已成为自觉行为。

　　2008年2月12日，韩国政府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濬向韩国总统卢武铉递交辞呈，以对崇礼门被烧毁一事承担相应责任。此前一天的凌晨，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韩国国宝崇礼门(亦称南大门)的整座木结构城楼被大火烧毁。建于1395年的崇礼门是首尔历史最悠久的木制建筑，也是首尔的标志性古建筑。

　　俞弘濬当天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烧毁一事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作为文化遗产厅厅长决定为此承担责任而辞职”。

　　2006年1月27日，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利斯卡引咎辞职。这一年的1月19日，该国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导致42人遇难。

　　利斯卡在宣布辞职后说，这“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是出于内心的决定”。利斯卡的这段话，人们可以解读为，在重大责任事故突发后，负有责任的官员应从“内心上”感到不安，作为补偿，辞职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新民晚报》暑名赵勇的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孟学农)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什么叫一个官员的责任和担当。他说，引咎辞职有别于其他方式的责任追究，准确地说，它是“自责”而非“他责”。所依靠的只能是官员的道德自觉和职业荣誉感，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基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

　　“官员要有官德”，一名有职业荣誉感和强烈责任意识的官员，当有一天，他自觉愧对百姓或不适合再履职时，引咎辞职就成了最符合职业荣誉感的选择。以负责任的姿态体面地退出，应当看作是一名官员深具官德的体现。

　　官场文化的冲击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早在2004年，中央就出台了相关文件，对官员辞职作了硬性规定，但一些地方官员在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逃避责任者有之，掩盖事实者有之，而主动承责者并不多见。

　　很多基层地方主官，只有当更高一级的处罚决定下来后，才极不情愿地退出官位。宁愿被免，不愿自责，成为一些为官者的心态。

　　孟学农的辞职，对这种近似痴迷的官场文化，显然是一种冲击。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宪政研究专家莫纪宏，就孟学农以省长身份辞职事件的标本意义话题，接受了《法制周报》记者的采访。

　　“我国官场文化多年来形成了一种潜规则，那就是，只要你不受贿，没有犯罪，就可以稳坐钓鱼台，当太平官。奉行的是一种无过就是功的为官哲学。”莫纪宏说，“孟学农辞职，对这种官场文化是一种改变，是对现有官场文化中缺少弹性现状的一种冲击和解构。”

　　“这起事件，对社会公众来说，增加了一种幸福感。”莫纪宏的解释是，无论是多大的官，你也必须认真做，“想当太平官，却做不好，你也会下台。”“出了事，你自己主动承责，给公众留下一个好印象，有利于形成一种比较好的社会心理倾向。”

　　莫纪宏指出，孟学农辞职是相关制度在现实运作中的一种有效体现。

　　“现在，制度是有了，关键是相关官员的自觉性如何。”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学研究者认为，高官引咎辞职的制度化之路并不平坦，“它在更多时，需要借助当事官员的道德自觉。”这位研究者说，如果由有关部门来强行处理，就不是引咎辞职，而是免职或者更为严重的处理，“它和引咎辞职是两回事。”

　　就在本稿即将截稿时，新华社发布消息，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同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由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冀纯堂市长职务。

　　权威解读引咎辞职是种官德

　　⊙《法制周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2008年9月17日，《法制周报》记者就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一事，对中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带来哪些积极意义等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姜民安。

　　法制周报:孟学农以省长身份，在向群众公开道歉之后，再次作出引咎辞职的举动，并获得中央批准，请您谈谈这一事件的标本意义。

　　姜民安(以下简称姜):这一事件的标本意义有三点。

　　其一，进一步确立和宣示了建立法制政府的重要意义。法制政府的一个重要要件，便是责任政府的概念。有权必有责，这应该成为为官者的一个重要认知。(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作为一级领导，他必须面对一定的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有能力预防(灾害事故)不去预防，有能力化解(矛盾)不去化解，那就是没有承担责任，就不能体现责任政府的形象。

　　其二，对公权力的制约，必须完善一个责任追究制度，包括法律责任和政府责任。法律责任是指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需要借助法律来处置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而政治责任是指当事者对人民群众，对社会的信任失范等等。

　　其三，政府官员最大的政绩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地方政府官员不能单纯以追求GDP的增长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而应该花更多精力在诸如环境保护、生态建设、重大安全事故的预防等方面。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才是真正的政绩。

　　法制周报:孟学农的辞职，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自觉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果？

　　姜:官员问责和引咎辞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主要是当事者个人觉得应该采取辞职行为的一种表现。从目前情况来看，孟学农的辞职是一种个人行为。

　　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规范的话，一是通过人大制定法律，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二是形成一种惯例。可以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事件，包括死多少人，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形成多大的影响等，视为县级、地级、省级领导干部应该辞职的标准。孟学农这次辞职，可以形成一种惯例，对今后的同级官员在辖地发生同类级别的安全责任事故的处理，便是一个参照。

　　法制周报:目前，省部级高官引咎辞职的个例并不多见，但孟一个人就经历了两次。从他个人情况来看，更多地是一种主观选择还是责令辞职，成为外界议论得较多的问题，那么引咎辞职到底是侧重于个人主观选择，还是一种问责制度的必然结果？

　　姜:责任追究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惯例，达到一定程度，必须由有关部门问责的一种形式。责任追究是引咎辞职的一种保障，如果达到相关条件你自己不主动辞职，有关部门就会启动行政处置程序，如免职、双规，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等。引咎辞职是一种为官的道德标准，当官不是没有风险，(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即使不完全是你的责任，碰上了也应主动担责。孟学农的辞职，对所有官员都是一种警示。(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