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辛

　　一位北大女生给我讲过一桩令她时隔多年仍忿忿不平的公交车事件。说若干年前她正疲惫地坐在开往校区的公交车上 ，忽然售票员在“上车请买票”的吆喝后面又加了一句，“哪位乘客请给外宾让个座，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令人绝倒的是 上来的是个虎背熊腰的壮小伙子，背了个麻袋似的登山包……

　　不过售票员在我儿时树立起来的是光辉形象。他们发动人给老爷爷老奶奶让座，一声令下，莫敢不从，俨然管理着一 车的人。僧多粥少，那时候感觉还挺有保障。这情景很像老师上课提问，必须要点名才有人回答问题，虽然多数人知道答案也 愿意回答。

　　自从出现无人售票车以后，让座要靠自愿了。大家总结出了对人视而不见又不失体面的方法，比如斜视广告牌，闭眼 入睡，低头玩手机，或看报纸。

　　在上海公交上拥挤着的人们估计在想，老弱病残要么别出来，要出来就该叫出租。身体都不好了，还在乎这几个钱干 吗？犯不着坐公交自己折磨自己。据我所知,在完全依赖道德良心解决问题的时候，问题普遍不能被解决。不出来也算是一种 方案，要不然很容易在车里被挤到心肌梗塞。

　　人多座位少，我们的口号是“让给有需要的人”。理论上也不能说小伙就比老伯更不需要座位，起码他们也买了票， 算是拥有坐车占位权。他们可能刚搬砖、洗碗一天，异常疲劳，渴望座位。既然明知指望年轻人主动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人 ”不太切实际，需要座位的人不妨自己开口提出请求。

　　不得不说，我们是从小养成被动习惯的群体。我几乎没见过在中国的公交上有人主动向人要座位。甚至主动给人让座 都有一种潜在的表达困难。这种时候，往往有人感觉自己有必要站出来指责和指挥别人——一个有座位时未必会让座的人，总 是在自己没座位时，对“主持正义”特别感兴趣，然后引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大讨论。

　　我们很被动，只好依靠有效的社会组织干涉。一种方案就是让一部分人放弃座位。比如卖座位票和非座位票，在价格 上作区分，使一部分人“立足于节约”。第二种方案是减少竞争。比如在公交车终点站区分第一候车区和第二候车区，限制上 车的人数。或者给车上一部分座位做好标记、刷上颜色，作为老弱病残专座。如果年轻人违规挤占这些座位，可以加以罚款。 没听过“我的青春无处安放”吗，青春就应该是站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