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平

　　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率等基础性指标看，中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 社会阶段。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

　　日前，迟福林在出席广东省改革开放30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总结暨建设服务型政府研讨会时，发表主题演讲指 出，面对三大矛盾，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建设； 应当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推动公民社会有序发展，促进政治文明，加快政府转型步伐。

　　迟福林分析说，新阶段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对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政策选择、政府在新时期的自身建设，都提出了 新的改革要求。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安排，使政府利益的形成并逐步普遍化已是一个不 争的现实，部门有部门的利益，各级政府有各级政府的利益，如果政府的利益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解决，要解决特殊利益 集团的问题就比较困难，因此，需要通过综合性的改革，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更好地履行公共利益代表 者的职能地位。

　　他进一步指出，新阶段，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系到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 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取决于政府转型的进程；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决于有效地发挥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 的作用；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更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因此，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来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 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关键。如何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迟福林在演讲中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

　　首先，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应与政府转型相结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地方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利益已经开始形成，并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传 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把地方作为中央宏观政策的执行层，这种体制与地方利益格局的现状开始发生矛盾，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 博弈成为客观现实。为此，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基以统筹解决中央地方利益为基础，进 一步理顺中央地方关系，由此形成既有利于实现中央宏观调控目标，又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行政管理体制。

　　其次，实行大部门制应与政府转型相结合。

　　实行大部门制需要直接、紧密地同政府转型相联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改善公共治理 结构。如果大部门制改革仅以行政机构的数量和结构为目标，改革就将难以有所突破。

　　再者，推进强县扩权应与政府转型相结合。

　　当前，各地都在进行强县扩权改革，强县扩权不是简单地把上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下级政府，从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总的趋势来说，越往下一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越是需要强化，适应这种趋势，在强县扩 权中如何确立县、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对于强县扩权方向的把握十分关键。

　　中国进入发展型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在利益主体一元化基础上的简单社会结构，已开始被建立在多元利 益主体基础上的复杂社会结构所取代，利益主体分化和利益冲突增多，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稳定日益重要 。迟福林表示，能否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进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他认为，当前，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以及行政成本的快速上升、行政效率低下、体制性腐败等问题，反映了 公共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突出矛盾。如何使政府从利益束缚中走出来，全面履行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职能，是新阶段政府转型必 须面对的课题。

　　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应当把以权力制约权力，同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相结合，需要充 分认识社会监督机制在促进政府转型方面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