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陈焱

　　经历了道德洗礼的官员请辞才是有意义的

　　9月的中国，面对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国内政坛掀起近年来少见的新一轮“问责风暴”。问责标准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何去何从，行政问责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新世纪周刊》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杨凤春教授。

　　阻止信息传递者也应追究责任

　　在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高级官员被免职，或者说是引咎辞职，这种情况以往没有过，连日来的“问责风暴”给你什么感受?

　　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灾难、责任事件，让人很震惊，事件本身让我想了很多，官员的免职倒是其次。在此过程中，一些官员为此承担责任而被免职正常，政府不对此承担责任又由谁来承担呢？至于政府该怎样承担责任就比较复杂了，让一些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通过辞职免职的方式表达责任的承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更具有形式化的意义。事实上，如果因为一个政府官员的辞职就能将责任抵清，那太不可思议了，问题远比问责复杂得多。

　　其次，在政府承担责任的形式上，辞职不辞职并不意味着政府承担责任的程度，辞职并不导致问题的自动解决，在被免职的官员中我们其实还应问：他是不是对这起事件承担直接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的免职就没有道理。“奶粉事件”本质是一个监管失效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问责的问题。

　　这次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传递了哪些政府执政理念变化的信号?

　　我看不大出来这中间有什么信号，我看出来的是我们整个监管系统的失效。从阜阳奶粉之后，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内幕街谈巷议很多，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如果不是失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含毒厂家，而这些企业都在你眼皮底下。失效就不简单是免职或撤职能交代过去的，我想对于有一定政府职守的政府官员来说，他并不是不想履行自己的责任，而是面临无从履行的困境。

　　这类事件从来都是不绝于耳，但很多时候舆论不能报道，消息不能传递，因为被封杀和过滤掉了。这中间有两个主要影响因素：一是我们的舆论受到高度的监管控制，在网上发个帖子也要经过过滤等等，因此由于信息的封锁，一些信息无法进入监管视野，无法启动政府的相关程序。二是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要想把本质上就是一个食品质量问题转化为政府管理问题的时候，却常被定义为GDP的问题，当监管开始执行，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就开始插手，但这些问题终究有一天是要露底儿的，目前的这起奶粉事件让行业的无形资产恐怕也损失殆尽。

　　所以在这种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的现实情境下，问题就难以避免？

　　这是必然。如果舆论模式不改变，就不是可能的问题，而是必然的问题，不是问题不存在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从这起食品安全的问责事件上看，我想，要撤的不光是这种与具体事件相关联人的职务，还应该撤那些控制和阻击相关信息发布出来的人的职。

　　食品安全本身是个公共话题，但有些人千方百计不让它暴露出来，终酿大疾。应撤两类人的职：一类是事件制造者，明知有害而为之者应严肃追究法律责任。还有一类就是试图掩盖信息传递的环节。

　　政府不是抽象的，都是一些具体的组织机构，谁出了问题谁就应该当被告。

　　辞职是否真的因为良心发现？

　　辞职、建议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些术语大家已不陌生，但它们之间究竟有哪些区分？问责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有些是有据可依的，比如纪检监察的相关法规、党员干部任职条例以及党内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一些是没有具体依据的。比如当一起重大事件成为世界话题，我们确定责任大小后，通过行政政治行为，找一个大官把他免掉。这类往往是依据事情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大小而定，没有明确的依据。

　　迄今为止，我所观察到的事例中，还没有发现有哪位官员的辞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良心发现，一种真正对失职有责发起的主动辞职，或许孟学农这起是个例外，我不确定。但总体而言，目前这种引咎辞职可能是一种客气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上级的安排，上级的命令。当政府的公关关系遭到破坏性危机，这种方式就是政府危机公关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是用了辞职的名义。

　　如何看待引咎辞职官员复出

　　问责背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被免职官员的异地任职问题。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在一件事情上被免职了，过两年也许会东山再起，你怎么看“带薪休假、东山再起”的官员现象?

　　如果这个责任人只是为平息事态做贡献，确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话，那么再安排这个官员复出也是应该的，否则也不公平。但问题是现在是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责任，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官员是终身制的，一辈子身家性命都寄托在这上面，因为一个并非是他本人的过错而导致落马，这也会恶化官场生态。如果每个官员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将为官员保护自己留有充分的反治手段做铺垫。

　　这其中不存在愿不愿意，组织安排你配合就是了。再任用要看这个人的特长、经历以及社会形象，这些都是现实问题。如果官员的请辞经历了道德上的洗礼，这是有意义的，否则都是形式化下的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