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琛/北京报道

　　家长比学生在乎荣誉，不单是虚荣心，因为他们有社会经验，这些荣誉会和孩子的发展挂钩，和利益挂钩，迟早都是这样

　　“该生在过去的一学年里成绩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被评为‘三好学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36岁的徐刚家里，至今还完整保留20多份这样的证书。从小学到高中，他从未“失手”，赢取了历次三好学生的荣誉。这个“大满贯”是他学生时代难以忘怀的记忆。

　　50年来，“三好”制度以固定的评选比例、基本相同的衡量标准，在中国所有大、中、小学校普遍推行，深深影响了无数青少年。然而，这种至高荣誉，在新时代受到多重质疑。

　　日前，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重庆的一次学术年会上呼吁：停止评选“三好学生”，因为这样会“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

　　争三好，政治为先

　　建国之初，中国就确立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共青团二大主席团时，祝贺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这些“青年”，其实是指全国各行各业中工作的青年，并非青年学生。不过，“三好”一经毛泽东提出，很快就被套用进教育方针。1955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的第一条，都提到“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

　　自此，“三好学生”的评选活动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尤其是1963年2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后，“学雷锋、争三好”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核心活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郭宪刚1959年开始上小学，在他的印象里，“德、智、体”三方面，其实就是德字为先，重思想轻学习和健康。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三好制度不仅强调本人的政治表现，还要考虑家庭出身。

　　因为家庭成分高，成绩优异的郭宪刚尽管是中队长，校乒乓球队主力队员，也只是在三年级时侥幸得到过一次珍贵的 “三好”荣誉，此后一直不够资格。

　　现在陕西宝鸡一所小学担任校长的翟荣生生于1966年，是一位典型的“老牌三好学生”。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大家都很向往能成为一名“三好学生”。他的家庭成分比较高，故而常常谨言慎行，“语言上都是拥护、热爱之类，从不说出格话、‘反动话’，行为上当然是唯命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

　　那些手写的或者蜡板刻印的三好奖状，都被他庄重地挂在家中墙壁上。

　　翟荣生告诉《望东方周刊》：“‘三好’的意义无非证明了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它的价值就在于在同等条件下你比别人有优先权，比如推荐工作升学等。”

　　初中毕业后，这位三好学生终因为成分问题没能上成“公办高中”，虽然没享受到什么优先权，不过他坚信，三好荣誉在思想方面影响他至深。

　　当时，优秀“红小兵”、“红卫兵”、优秀团员等荣誉，也是只有贫下中农子女才能享受的“权利”，却不如“三好生”那般吸引人。

　　家长比学生在乎荣誉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三好”被重新提出。1982年5月，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三好学生”的标准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规定还着重提高了三好学生的相关待遇，比如对于连续几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学生，在升学和分配上都给予优先选择的机会。

　　当时的一篇新闻报道，记录了1982年习仲勋、胡乔木、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全国三好学生代表座谈时的情形。胡乔木勉励大家说，你们现在是三好学生，还要下决心一辈子做三好学生。他还给大家念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说明为了革命的信仰要永远准备承担风险，作出牺牲。

　　徐刚读书时，“学习好”跃升为三好的一项硬指标。小学最明显，只要成绩好，即使体育不及格，班主任都会到任课老师那打招呼，初中以后讲点民主，不过基本上是班委诸人分享了这些三好指标。

　　“刚开始特别荣耀，后来知道一定能拿到，就不是那么激动了。但这毕竟是一项有分量的荣誉。”学生时代这项荣誉给了他莫大的激励，工作以后，尽管这些资历都不再谈起，但仍能让他有信心，“我基础牢底子好，有实力继续做好。”

　　徐刚的儿子现在江苏一所省重点学校念小学四年级。推行素质教育后，学校取消了三好学生等各种评选，可是很多学生家长不愿意，班主任就只好在班级内部设立一些奖项鼓励学生。

　　儿子年年都能获得“学习积极分子”的称号，开心几天，奖状也就收起来了。他没当过三好，也没什么压力。徐刚认为儿子“本来就思想蛮好，成绩不错，体育家里帮带着，事实上是三好”。

　　徐刚的一位同学则非常在意孩子的荣誉，每年请客送礼也要帮女儿搞到一张三好奖状。

　　“家长比学生在乎荣誉，不单是虚荣心，因为他们有社会经验，这些荣誉会和孩子的发展挂钩，和利益挂钩，迟早都是这样。”新疆五家渠一小校长张月梅对《望东方周刊》说。

　　一直作为学生至高荣誉的“三好”，渐渐有些变味---“三好”变成了“一好”，即学习成绩好，人选大多集中在学习成绩排前10名的学生，对大多数学生失去了激励作用；有些老师认为思想好就是“听话”；标准过于统一，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此外，“三好学生”称号“含金量”渐长，在关键时刻能兑现为考场上的“特权”，评比过程自然有更多因素介入。

　　教育专家顾明远注意到了这些变化。2000年在北京广播电台做节目时，他就提出了叫停“三好”的观点，2004年他在上海一个教育论坛上再次提出。

　　顾明远告诉《望东方周刊》：“教育应该是公平的，每个孩子都得有被认可被关注被尊重的机会。在成长过程中，孩子的表现是有起伏的，如果过早地给他一些‘你不如别人’的心理暗示，会给他们带来精神压力。要给孩子创造自由发展的环境，才能够培养创造型的人才。”

　　其实，很多变化已在慢慢出现。

　　“三好”的选举方式由班主任内定到民主评议，不少学校鼓励学生自我推荐，演讲“推销”自己。

　　2004年，上海市开始淡化“三好学生”的称呼，一般称为“优秀队员”或“优秀团员”。武汉市一所中学也取消了“三好学生”的评选，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少年”评价制度。在佛山市第九小学和实验小学的毕业生典礼上，校长分别给毕业生颁发了孝顺父母奖、尊敬老师奖、勤俭节约奖等奖项。

　　“新概念三好生”刷新了三好的标准。2005年春季起，武汉市中小学的三好学生评选，更强调个体发展和社会性，要求学生做社会的“好公民”、学校的“好学生”、家庭的“好子女”。

　　不少学校设置科技创新奖、文体活动奖、见义勇为奖、博览群书奖和举止文明奖等，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小学里有少先队“雏鹰争章”达标活动，这种“争章夺星”取代“三好生”评选的思路也日益被广泛认可。

　　不过，作为国内经典的通行评价标准，现在中学里最硬的指标，还是“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两项。在北京某重点中学，校级三好学生比例占各班人数的约一半，市级三好学生每年有20多个，三年均为校级三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参与市级三好的差额评选。

　　市级三好和优秀学生干部都可享受高考加分。“北京市十佳”也可享受此种待遇，不过毕竟概率太低，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遥不可及。

　　推“三好”过程中，可操作的主要还是学习和体育成绩。“绝大多数孩子没犯什么错误，也没做惊天动地的事，品德这条太抽象，很难刷下人来。”这所中学的一位班主任说。

　　作为一种“国家标准”，加之背后的现实需求，“三好生”未必能如顾明远倡议的那样尽速退场。而对于教书育人来说，每一种标准的设立，都代表着导向性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