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背景下，国家免检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因政府方检查与监管的缺失而埋下巨大隐患。

　　2004年，国家对2000年度首批免检的202家企业进行重新审查，其中有37家因为产品质量不稳定、消费者投诉较多、生产条件不合格等原因被“摘牌”；到了2007年12月，国家公布的免检企业已经上升到1500家左右，免检产品质量事故不断爆出。

　　质量事故并未阻挡免检的步伐。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又规定，未加入电子监管网并激活的企业不得申报国家免检，为免检产品多设了一道收费“门卡”。

　　被视为“国家信誉担保”的“国家免检产品”在市场上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苏州某全程参与申报免检的经理人告诉本刊记者：“建材行业的免检公关在当地已成潜规则，免检对产品宣传能起很大作用，所以通过免检很难，要多多疏通关系。”

　　律师周泽认为，免检制度本身违背《产品质量法》。“免检产品的认定，是以政府监管部门的信誉为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作出担保的违法行为”。

　　最近爆出多家乳品免检企业检出三聚氰胺，最终让这一制度走到终点。但与免检制度相关联的名牌评选、电子监管网等，仍在引发着更深层的讨论。

　　行政许可的利益黑洞

　　“今天完成免检、名牌的任务，明天推广电子监管网，基层质监人员天天帮别人往脸上贴金、挣钱，哪有心思监督质量？”质监系统的内部论坛上，一位网名“ymlhb”的质检人士的发言，引来多位同行共鸣。

　　这位河南省质监系统的基层质检人员向本刊记者爆料称，他们所在县局每年都接到上级下达的各类业务目标，如免检、名牌、电子监管网等，基层天天应付这些业务目标，如果完不成，全年工作就相当于白干，他称这是“质监部门的潜规则” 。

　　“文件上说不收费，可到最后还要钱，有些地方局没有规模以上的企业，还要硬着头皮让企业搞免检、名牌。有些企业的积极性不高，就动员政府做工作。雁过拔毛，每一级都要。”

　　本刊记者问及收费标准，该内幕人士说“多少不一定”。他以名牌产品为例，表示三四十万是正常情况，但有的几万元也能评上。问题关键在于企业条件是否符合。

　　“总局和省局每年都有免检、名牌目录，没有进入目录或达不到目录要求条件的，就要掏高价，如果条件符合就不会有多少钱。”

　　从国家质检总局到各分局，形成了自上到下的利益链条。按照惯例，获得市一级免检、名牌的企业，市质监局才能推荐申报省名牌、免检；而获得省一级免检、名牌称号的企业，也才有资格被推荐申报国家的名牌、免检产品。

　　各级政府多以有名牌、免检为荣。河南省政府为鼓励企业申报作出规定：获得中国名牌奖励30万。效仿这一规定，某下属市(县级)也做出河南名牌奖励10万的承诺。

　　企业申报名牌、免检的积极性并不一致。以乳制品企业为例，这样的行业多会积极办理名牌、免检以换取市场占有率。“我曾经在市局开会时听质量科的科长说，南方一些企业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不惜上百万取一个中国名牌产品的称号。”

　　这位知情人认为企业申报“免检”、“名牌”看中的是其“质量荣誉”。在他看来，中国名牌比国家免检称号更值钱，门槛也比免检的高。

　　“质检人员收费单据上不会有名牌、免检名目。一些单位以检验费、企业赞助或其他名目处理。”该人士透露，协会是一个变通的收费机构，质监部门常以协会的名义开技术咨询费等。但也有些费用由上级部门直接收了，基层质检完成任务也全部交省财政，没有奖励。“业务目标必须想方设法完成，不然年底评比业绩不好，局长脸上也没光。”

　　他表示“现在基层很多工作都是为了收钱，监管不可能到位”。以河南省质监系统为例，其经费政府全额拨给，人员工资有保障，但省里还会下达预算收入任务，分摊到各个相关部门。而在其他很多省市，质检人员多靠收费开工资，“我知道，山东、湖北、湖南都是这样。”

　　律师张显峰很早就开始“关注”质检总局，他认为其推行电子监管码、QS认证、产品免检、名牌评选等所有规定都无据可依。追溯其根源，《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明确赋予质检总局这些权力，这些“名目”各异的许可权变成了敛财工具。

　　一位武汉质监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QS认证中，“许可与被许可成了一种利益关系。以办证的检验费来说，很多地方质检部门通过打包收取年费，强制企业签协议交检验费，少则五六千，多则一两万，企业不签就不给发证。”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食品监管体制的方向性偏差，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但愿总局能在此事上重新改变一下监管的模式或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