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大卫的生死传奇

    上世纪50年代，韦大卫经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曾两度入狱，数次逃亡。日前，年已八十的韦大卫接受《新民周刊》专访，讲述了他的传奇式经历。

　　撰稿·季天琴(记者)

　　韦大卫如今虽然已经80岁，仍然无肉不欢，无酒不贪，英雄豪气不减当年。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嘴里永远叼着烟卷；二锅头在他看来宛若清水，仰面就是咕咚一口——还必须是56度的红星二锅头，度数少了他不干。

　　在餐馆里，他跟河北籍服务员套近乎，“咱们是老乡”——其实他是广西人。这个老头儿天真顽劣，但是后生小辈们见了他无不尊称一声“韦公”。1956年1月7日，他驾驶蒋纬国的专机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两度入狱，数回逃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他更喜欢说起自己得逞过的种种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当年，就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地称他是个“越狱专家”。他说得眉飞色舞，得意非常，一副跌宕自喜的样子，对自己的人生甚觉“满意”，旁人细想之下，才惊觉这些小把戏的背后无一不是辛酸和不得已。

　　对自己历经的那些波澜壮阔，他认为是他刚烈如火、敢作敢为的个性所致，因为“想干的事我就去干了，而且干成了 ”。风云谲变的时代又赋予他更多的传奇色彩，人如沧海一粟，终与国运沉浮。

　　给骗到台湾

　　我出生在桂林，11岁的时候，我就考取了空军幼年学校。我三个叔叔都是飞行员，两个在抗战的空战中牺牲，还有一个是飞行表演时摔死的，家里人都认为空军太危险了，不让我去。

　　那时的广州兵荒马乱，国民党的各支部队都在招兵买马，到处都是招贴广告——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军官学校… …我就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想去台湾找个读书的机会。我哪想到它会那么远？

　　1949年8月，我们到了黄埔港，上了一艘叫“惠民轮”的军舰。一上船就知道被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军官学校，就是被拉去台湾当兵。那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地送人。知道真相后，我十分愤慨，当时我就火了：老子一定要回来。

　　国民党派兵把我们押送到凤山陆军训练基地。受训完了，我们被派驻到红毛港，红毛港在台湾的西部海边，是国民党的“前线”。不到一个月，我就从那跑了。

　　七年谋划

　　我在屏东住了下来，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呆了5个多月。后来海军士官学校招考学员，我就去考了，海军受训不到两年，毕业后当了海军的士官。

　　我本来想从海军弄条船回来。当时海军成功起义的是“重庆号”，这艘舰是英国送给国民党的，蒋介石把它当宝贝。不过，那时有两艘军舰起义回大陆，舰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相持不下，打起来了，台湾当局派军舰拦截，还枪毙了舰长和部分船员。

　　海军起义不容易，想来想去，我决定去考空军，后来果然考上了。考取之后，海军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5年以上才能离开。我一直往上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不行的话，我只好开小差了。他说：“开小差？！三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来。”

　　那咱们就试试。我跑到台南的空军办事处，找到一个空军上校，空军招个人不容易，他们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上校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在空军新生社里住下，海军根本没法抓我。

　　海军知道我去空军报到后，就跟空军协商要把我领回去。空军不给人，海军打报告去“国防部”告状。后来在台北空军作战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一见我就说：“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大卫啊，为了你，空军和海军打官司，国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我在空军学飞行，海军政治部又来了文件，说我有共产党嫌疑。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审查我。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成为国民党员，我坚决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谈话，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凌晨3点多我又要起飞，睡眠严重不足。

　　有个看出门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说：“韦大卫啊，为什么老找你个别谈话？”我说不知道。他说：“这还不清楚，他们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飞机不也得摔坏了吗？他说摔个飞机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那时我单飞很长时间，也考虑跑了。这时一道命令下来，要调我去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我那时既没毕业，也没作战经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结果，我就去报到的当天就被抓起来了。

　　当时一共抓了8个人，其实没一人是共产党。我们在台北关了10天，既不问也不审，就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也不敢接，说军事案件管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我们送到火烧岛，就是后来的绿岛去了。真去的话，一辈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们8个人里，有个同学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原来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打电话把他的继任臭骂了一顿，下令把我们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出来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台北。我没证件，又是个大陆人，找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去歌厅唱歌。我混到台北的“中国之友社”，很多外国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较好。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把我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

　　后来，我“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当飞行教员。那里有20多架飞机，但是速度慢，油量少，不适合飞行。只有一架美国造的“塞斯纳”，性能无与伦比，那是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从外面找了关于“塞斯纳”装备的资料，工作之余，就拿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当时台北有个“西方企业公司”，其实是美国的特务机构，他们经常利用这一架飞机，秘密飞出去又飞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这架飞机有6个警卫员轮班，我有钱，就请他们抽烟喝酒，没多久就混熟了。

　　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塞斯纳”的正是跟我最熟的那个警卫。我跟他说，这架飞机明天飞花莲港，早上让我试机。他知道我不能飞这架飞机，但“试机”是什么他搞不清楚。我让他帮我把飞机加满油，把零部件装上。

　　有两个朋友早就说好了要跟我走。这天晚上，我们去歌舞厅喝酒跳舞，通宵未眠。事先我已经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空军的同学，告诉他们不要再给我写信，把跟我的合照都毁掉，他们都心知肚明。我倒是没多少感觉，反正不成功，便成仁。

　　1月7日凌晨5点多，我们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当天上午6点至8点值班的还是那个警卫。我本来打算把他也带上，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陆也没亲人。我一看，还是算了吧。

　　我让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用自己配的钥匙启动了磁电机。确认一切运转正常后，我把警卫拉到值班室去喝咖啡，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便趁机上了飞机。

　　不过，我第二次上飞机后，磁电机却启动不了，原来钥匙被拧弯了。我只能让他们下飞机隐蔽起来，去工作室叮叮咚咚敲打了一番，回到飞机上，又发动了。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冲上飞机，结果被那个警卫看到了，他知道出事了，冲出来大喊大叫。

　　警卫看我不停，马上掏出枪往飞机上射击，还好，5枪都没打中要害。我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停着很多飞机，稍微一点刮碰就飞不起来。那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虽然速度不够，我还是拉着飞机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

　　塔台已经发现停机坪上居然起来了一架飞机。无线电里不停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据说后来在台湾传得很厉害。

　　塔台又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我本来想沿着淡水河飞到出海口，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8分钟，依据F-86的速度，那时它也能赶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层很厚，我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没我熟，不敢飞这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飞出海一看，前面有3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DD级的驱逐舰。这个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