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贴着海面飞了出去，避开了第七舰队的范围。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7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来想飞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 -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

　　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个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没接到命令，他们躲在树林里，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十分密集。飞机中了四弹，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电门、油门全关死了。飞机刮着树枝，从树顶上“哗”地就下来了。大车道上烂泥很深，飞机虽然没栽跟头，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条很深很深的沟，眼看就要机毁人亡，刚到沟前面，飞机停了。

　　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

　　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

　　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

　　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

　　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43号跑了

　　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当驾驶员。回来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领导人也相继接见我。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他经常到机场送往迎来，外宾还没到，他就来找我，有时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别介入运动了，去西安学习吧。我那时也幼稚，我说总理呀，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还送了我两本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我一看他这么忙还关心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说总理啊，你别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去学习。他听了很高兴。

　　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 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瞭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瞭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

　　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

　　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5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

　　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上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

　　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断两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专案组还宣布我“无权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离婚。我满腔义愤，离就离，出来了再和你们算总账。

　　纬国先生的遗憾

　　1981年，我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经人介绍，跟小我15岁的国航英语教师靳玉珍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我很惊讶，我说当年把他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他说：“ 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将，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他派到北京来，购买大陆拍的《华夏掠影》等风光片，拿到台湾去放映，很受欢迎。我和电影局有些联系，也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过孟昭旭，我和纬国先生因了特殊的机缘而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去台湾演出，想请张学良和蒋纬国去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她联系上蒋纬国先生。白淑湘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部下，跟蒋纬国也算有点联系。我写了封信让她带去，后来张学良和蒋纬国都去了。他们人不少啊，150人，结果蒋纬国还招待他们吃饭，每人送了纪念品，还请白淑湘给我带了些书啊、领带之类的小礼物。

　　1993年，蒋纬国又让孟昭旭给我带来了两本他写的书。闲谈中，我得知蒋纬国在台湾搞了个“中华梅花之友会” ，国民党是把梅花当“国花”的。我灵机一动，对孟昭旭说，回去跟将军商量一下，梅花之友会把总部设在北京会不会更方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促成蒋纬国回大陆访问。

　　蒋纬国给我写信，同意将“中华梅花会”总部设在北京。国民党很合作，北京这边也很赞同。大陆这边希望他尽快能来。他也很想回大陆看看，他说，希望自己能够“走着回去，不要躺着回去”。

　　可惜的是，蒋纬国死得太早了，那时台湾那帮人对蒋家逼得也很厉害，4年后，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了。没能和纬国先生见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遗憾，我两次申请赴台，都被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给拒绝了。

　　这么多年，我跟台湾联系一直没断，我在海军空军当年的那些老同学，只要来大陆，就一定会看我。我们经常聊聊过去，很多人说我是“传奇”，不过回头想一想，我这一辈子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和跨过的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