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业：黄金八年，一地鸡毛

　　过去8年中，呈爆炸式发展的中国奶业，曾有多次建立秩序的契机，却被一一错失。最终，波及整个行业的三鹿奶粉事件爆发

　　9月20日晚上约7点，兰州庄园乳业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闫斌突然接到通知，质检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全国七百多家没有卷入“毒奶”事件的乳品企业中，有135家作为代表，将与会进行“奶制品质量安全承诺”。

　　他急匆匆赶到北京，原以为就是找个人带头宣誓，大家照本宣科念完了事，却没想到会上发言激烈，掌声不断。

　　许多企业老总把矛头指向了奶业领域的两大翘楚——蒙牛、伊利，认为这几年来，两家公司在各地争夺奶源，导致各地乳品企业的奶源地流失。

　　会议抖搂出奶业问题一箩筐。“企业超常规发展，太快了，产量非常高，但养殖建设明显滞后。行业无序发展，跑马圈地，抢摘别人的果实，没法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大家都提出不能搞捆绑销售、低价销售。”

　　本来是质检总局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会，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声讨会”。从中午1点一直到4点多，一开始举手发言，后来没时间，大家都递条子抢着发言。“房间很热，很多老总都说从来没有坐这么久开会，一直没有动。”闫斌说。

　　“三鹿只不过是行业问题的爆发点，我们要考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加三聚氰胺？”雪顿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达尔吉说。

　　闫斌注意到一个细节，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没有出席会议。第二天，李长江引咎辞职。

　　黄金时代，“已经有人作假了”

　　8年前，老周贷款50万元买了50头奶牛，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欣康村建起了牛棚。这座位于草原腹地的城市是伊利、蒙牛的重要奶源地之一。截至2007年末，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奶牛存栏10.8万头，奶牛养殖户1.36万户，像欣康村这样的奶牛养殖小区有74个。

　　在那一年，养牛户只占村里人家一半多，全国奶牛也只有488.7万头，中国奶业方兴未艾。“当时政府大力支持养牛，1平方米土地租金1年5毛钱，买进口牛可以贷款，一头牛15000块钱。”老周回忆。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奶业的产业化发展只有大约10年时间。在此之前，畜牧业只是农业的附属行业，并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更早些时候，牛奶只是北方的一种自给自足的食品，富余的部分才会被牧民卖到奶粉厂。

　　数十年来，中国奶业发展一直颇为缓慢。1950年，上海开始生产光明牌奶粉，内蒙古、广州出现了乳品厂。6年后，第一届全国乳制品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1958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才颁布“乳制品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这是最早的国家级部颁标准。1984年7月，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将乳制品工业作为主要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列入《1991年至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

　　在闫斌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牛奶叫“铃铛奶”，奶农用桶装着鲜奶，摇着铃铛走街串巷。家人买了到炉上一热，牛奶表面上就出现一层奶皮子。而奶粉则是老人和小孩的专用品。“瑞典利乐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这种喝牛奶的传统习惯。”闫斌说，这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带来了无菌包装技术，使得“铃铛奶”变成了软包装的长效奶。这被认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革命性”事件。

　　1990年代是几大乳品企业的起步阶段。199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这两家企业凭借原有的国企规模，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1999年7月，蒙牛乳业成立。

　　雀巢、卡夫、达能、帕玛拉特等国外乳业大亨也在这个时期先后进驻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乳品企业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大规模发展。

　　很多农民加入了养牛户的行列。在老周的印象中，那是奶农们的黄金年代。当时1公斤牛奶是1.6到1.75元，牛饲料也不贵，最高7毛钱/斤，草料也才2毛钱/斤。平均下来，每头牛1年能赚四五千元。如果下牛犊，还能卖四五千元。“当时在村里，牛最多的，钱就最多。不像现在，谁养牛谁头疼。”老周说。

　　那时候欣康村还没有奶站，老周记得邻村有，但因为资金、设备没有到位，一直没有开张。他和其他的养牛户自己用机器挤奶，也有用手挤的。当地的乳业公司离村有三十多公里，他每天开着三轮车，载着三百多公斤奶，摇摇晃晃去送奶。“当时已经有人作假了，往牛奶里加水、加盐。”老周回忆。另一个养牛户老王记得，有些奶农的牛奶被检出不达标，“就拎回家做奶豆腐，往市场卖，有时候也自己做奶茶喝”。

　　1999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随后几年，伊利、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业，分别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

　　“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

　　2001年，在西安蒋家寨村，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1年多后，他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

　　蒋卫锁，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为“奶业打假第一人”的养牛户，当时正在这个朝阳产业上踌躇满志。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当时建奶站跟“修房子”一样简单，不需要工商执照，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只要有资金、设备，就能开业。

　　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蒋卫锁觉得，甚至更加混乱了，“像我这样不掺假的人很少”。

　　当时，像他这样的奶站并不多。“主要是奶贩子收奶，再加上企业自己建点收奶。”蒋卫锁回忆说。

　　2002年，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是前50年年均递增长率的3倍。

　　令业界咋舌的是蒙牛发展的“航天速度”。“蒙牛速度”成了中国企业界的一个传奇故事：开创前三年，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5年间销售额增长200倍。“那时候，我们年销售额是200%的速度递增，蒙牛是1000%多的增长，消息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以为弄错了。”闫斌说。

　　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必定会出问题，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发展养殖小区，加强监控。但是企业忽视了，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

　　蒋卫锁与伊利的合作正处在蜜月期。在1年多时间里，他的奶站从最初的两个，发展到了五十多个，日收奶量从2吨多，变成了30多吨，收奶地域除了当地乡镇，还辐射到周边9个县区近百个农村。《农业科技报》报道他的新闻标题为《一个牵着牛头奔跑的人》，而他也被无序发展的中国奶业牵着走。

　　2002年底，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呼吁重视问题。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他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还原成牛奶后，当成“鲜奶”销售；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他在会上质问政府部门和乳品加工企业。

　　2003年初，有媒体对王丁棉的观点进行了报道，这可能是最早揭露奶业内幕的新闻报道。当时王丁棉还心存顾忌，担心企业矛头都对准他。“我对媒体说，多找几个人一起上新闻。”王回忆说。（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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