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对于一些资源类商品价格的控制已使中国招致越来越深的批评，经济学界一些人士指责这是扭曲市场内在运行轨迹的行为，并警告说由此可能导致某种更坏的结果。

　　短短数年时间，供应紧张迫使全球资源价格大幅攀升，但在中国国内，行政越位强压市场价格，令商品真实供需得不到体现，这极易将市场推向一个巨大的报复性补涨漩涡之中。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一直就在走一条不断抑制，又不断补涨(补贴)的老路。最终结果可能损害到所有人。

　　“由于主要资源商品价格被控制得过死，生产环节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收回，盈利空间遭到挤压，企业将出现倒闭。”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对本刊记者说。

　　根据市场经验，企业的死亡会迫使供给趋于短缺，价格压力必然有增无减，来自政府的有限补助无济于事，消费者最后可能需要直接面对价格的疯狂反扑，无一幸免。

　　管制的困境

　　经过不遗余力的价格干预，中国8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降至4.9%(9月份的数据将在10月22日发布)，目前并不清楚有多少人会对这一数字表示乐观。但那些看过当月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数据的人也许仍会感到不安，8月份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0.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5.3%。企业的成本压力依然维持在高位，显示消费物价可能只是侥幸被暂时控制住。

　　政府在本年之初即将全年CPI增速目标限定在4.8%，公众以及学界都不知道这个目标是如何敲定的，而黄燕芬怀疑这个数字多半是拍拍脑袋的结果。

　　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黄燕芬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从中央部门到各地政府可能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将价格拼命往下压。毫无疑问，结果是消费者在短期之内可以求得安宁，企业的生存却会雪上加霜。

　　那么，放开价格使之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怎么样？事实上，这并非一个未曾纳入议事日程的题目。1992年，政府在商品领域的价格改革基本完成，95%的消费品价格被放开，由市场自行调节，唯独资源类商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未予放开。据称，有关方面认为它们身系国计民生、因而被列入少数不能进行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商品目录。

　　此后10多年间，政府对于资源类商品领域价格的控制已愈显吃力，该种控制使市场无法借助价格杠杆自行对资源配置进行有效调节，激化了供求矛盾。煤炭和石油就是典型例子。国家发展改革委几乎每一年度均要牵头召集一次全国煤炭订货会，以协调供应煤与使用煤环节供需不能衔接的矛盾。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发改委的管制提出批评之后，他们终于放开了煤价。可是新的问题旋之出现，市场化的煤价与遭管制的电价发生了矛盾。煤价的大幅走高令火力发电企业全部陷入亏损。

　　国内成品油价格被过度压制，生产企业只能亏损。有鉴于此，今年1~8月，中国累计向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集团注入成品油财政补助531.8亿元，以弥补两大集团的亏损。但人们都很清楚，这种财政补助不可能与国际价格走势挂钩，以至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此外，它无助于完全化解企业的利润负增长状况。

　　市场化权衡

　　黄燕芬对记者说，价格走向与供需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当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价格被控制而隔开后，谁也影响不了谁，价格也就无法依据供需状况进行自行调节。她说，一种产品可能由此永久处于供不应求的高价位状态。

　　在过去，中国的商品流通有超过半个世纪处于计划经济笼罩之中，所有物品的交易价格都是在严格限制与指令之下实现的。由于缺少价格激励，生产者几乎没有什么积极性可言，商品供应总是短缺和匮乏。

　　1992年前后，中国决定进行价格改革，但不彻底。因而时至今日，中国一直存在“市场调节价”、“半政府指导、半市场调节价”和“完全政府定价”这三种价格形成机制。在这10多年间，属于市场调节价的那部分商品市场没有出现混乱，人们大致能够通过市场得到消费满足，供需矛盾并不激烈。而被控制或不时干预的那些商品市场状况则要坏一些。

　　根据一些人士的观察，对于价格抓着不放，也容易令中国跌入资源快速消耗期。由于低价格并没有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的内在价值和稀缺性，这种消耗将分别由国内主体和国外主体共同完成。

　　举例来说，对成品油价格的干预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内过度消费的一种怂恿，很多人可以通过低价格轻松购买到他们想使用的汽油；电力价格的低廉也足以使更多下游生产者感到可以不用面对未来、积极转型。无度消耗和浪费于是成为家常便饭，在低价格纵容下，尽管政府提出节能减排，恐怕也终归是无效之举。

　　此外，中国国内低廉的资源获取成本一直以来就是国外资本垂涎之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纷纷进入，恰恰在于中国政府人为地将各种基础资源价格压至最低，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资源承受力已被严重透支。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黄燕芬告诉记者，迫于能源供应压力，德国有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她的导师经常会和她提及，哪些原本在德国需要交纳环境费和相应税费的工业企业又迁到了中国，因为中国是一片乐土，那里的一切都廉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德国这类发达国家消化了很多不利负担，黄燕芬提到，她留学德国的居住地由此就从一个工业型城市转变成了一个服务业城市。

　　资源本身是有限的，政府行政控制的低廉价格无助于保护本国的利益，中国对于资源商品价格的干预将喂肥国内、国外齐头并进的消耗主体，最终使整个国家走上资源枯竭的不归路。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价格被压抑之后，生产者的成本压力无法化解，他们只有想尽办法对付，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求得生存，从而导致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出现。价格控制引发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玉宇向记者表示，他怀疑近年一些有害和有毒食品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被生产出来的。

　　从全球市场来看，目前的大宗商品价格处在波动期，但依然在高位徘徊，这些商品价格均受制于资源短缺的现实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韩孟说，可取得的资源正在减少，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受此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是必然趋势。

　　中国已被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乏力控制只会令政府疲于应付，当下这种压力正在一点一点地积聚。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祁京梅表示，中国应该借助短期阵痛(价格改革)过后的安宁，来消除长期的痛楚与焦虑。

　　受挫“渐进式”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价格改革的方向在政府内部事实上已经达成共识，全国人大一位常委此前对记者表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但眼下政府仍在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渐进式改革的犹豫不决在煤电以及石油价格层面，成为市场混乱的基本原因之一。眼下煤的价格几乎是每吨几百元地上涨，但具体到发电价格，每次涨幅只有几分钱，并且这种提价还通过网上价格、网下价格以及区域价格割裂开来，分批次于不同时段进行调整。

　　对于电价的过度干预易导致严重后果，祁京梅表示，这将拖住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中国8月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增长了12.8%，发电量则只增加了5.1%，为2002年以来涨幅最低水平。祁京梅所在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曾经进行过相应测算，发现发电量与工业增加值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1.2到1.1区间，显示只有发电量增长得更快更多，才能促进工业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即便短期内保持管制电价，政府至少应保证让电力生产企业成本与收益相衔接。祁京梅说，应让煤、电价格都通过市场进行定价，否则经济将难以活跃。目前在企业用电和居民用电当中，中国的价格是最低的，都有上调空间。

　　在成品油价格走向市场化同时，政府要建立配套改革措施，比如养路费和燃油税改革，不鼓励多用，减少大量排放，这也是间接促使油价和国际市场接轨的一种办法。

　　中国目前推行的节能减排和替代能源开发等举措，也是要缓解资源紧张而导致的价格矛盾，意在提醒企业改进自身的技术含量和管理能力，以适应价格压力，通过有限的资源利用得到最大化的产出。

　　此外，中国可能还需要拿出勇气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一些观察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那些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产业应该予以逐步淘汰或者转变，否则中国将自找麻烦，长久背负包袱。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