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日电视机厂投产之前，国内舆论已是一片“紧缩”，更有人将合资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之后，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努力下，福日才顺利投产

　　N本报记者 张伟 张超晖 文/图 本版老照片由读者杨北钊提供

　　提起福建电子设备厂，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由它演变而来的福日电视机厂，却曾是福建人的骄傲。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它和熊猫、金星、牡丹并称中国彩电“四朵金花”，并长期是国内行业的领头羊，甚至喊出了“技术的福日”口号。这一切的变化，都始于跟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的合作。据资料显示，福日是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

　　近日，在福州湖东路某小区内，记者采访了年届七十的唐文合老人。这位福日创厂时期的元老，后来当了10年的福日总经理，陪福日走过了从初创到辉煌的全过程。

　　“日立在中国的投资，别说在中国，即使在日本，当年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唐文合珍藏着一条日式如意带，古褐色的麻绳吊起一个水晶模样的挂坠。“日本人管它叫如意带，意思跟中国的护身符差不多吧。”它的主人，曾是个日本人，名叫宫本明，是上世纪80年代福日公司的日方副总的助手。

　　这是个不打不相识的对手。当然不会真“打”，“1981、1982年，刚建厂投产那会儿，日本人负责技术和管理，我们负责人事和财务。日本人每周都要开例会，大伙有争论，也是在会上说。”唐文合说，中日双方的工作人员来往并不密切，工作之余，连坐下来喝杯茶的机会都很少。

　　1990年，已是福日总经理的唐文合访日，到宫本明家里吃了顿饭，席间才知道，日立在中国的投资，别说在中国，即使在日本，当年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唐文合说，中国封闭太久了，我们对国外不了解，国外对我们也是一团云雾。当时，直到动身前3天，宫本明才接到赴华工作的通知。日立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员工因“畏惧”而不敢去。

　　因为走得匆忙，宫本明的太太只来得及到寺庙里请了一条如意带，让老公带着，千叮咛万嘱咐：“凡事千万别冲动，想想老婆孩子，一定平安归来。”如今谈来，只当趣闻。那次日本之行,宫本明把那条如意带送给唐文合做纪念。

　　“其实，日本人的工作要求，我们也有提，就是在执行力上太差，合资后，局面开始好转。”

　　尽管双方存在隔阂，但唐文合承认，最早看见日本人的生产线时，还是有点“震撼”。在当时，福建电子设备厂已是省内数一数二的企业，它的工作效率之低，在今天依然很难想像。“电视机完全是敲出来的。”唐文合说，车间里摆着几个长条方桌，每个桌子就是一个工作台。工人手工组装，然后用小推车推到下一个桌子上去。因为技术不过关，人像是瘦长型的，偏色也厉害，“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制度上的落后更多。唐文合当时是车间主任，即使工人出了生产差错，他也无权处罚。合资后，他的一个朋友出了纰漏，被他毅然扣掉了半年奖金。“其实，日本人的工作要求，我们也有提，就是在执行力上太差，合资后，局面开始好转。”唐文合说。

　　但是，当时的中国毕竟落后了太多。唐文合说，那时，他最反感日方代表说“福日不行”，尽管单就技术而言。“大家都铆足了劲，琢磨日本的生产线。”有个岗位专门负责在线路板上插元器件，生产线的流动速度是固定的，在这个单位时间里，日立总厂要求插10个元器件，它给福日的标准是8个，唐文合想搞到16个，日方代表觉得不可思议，就算工人的反应速度可以提高，但是生产线就那么大，零件摆在哪？最后，工人们在生产线上装了个小木板，“分两层，不就放得下了！”这个问题被很“中国化”地解决了。

　　福日的技术创新，最早就是从这样的小打小闹中开始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福日已具备自主研发能力。1994年，福州有个全国电子行业展销会，福日一家就摆出了四五十种样机。电子工业部一位副部长打趣：“老唐，你藏着这么多宝贝，来吓我们！”而在唐文合看来，没有合资，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面。“如果不引进，我们自己摸索，也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决不可能在十几年内完成。”

　　“当年，合资这块牌子，带来不少便利，也带来不少麻烦。”

　　据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载，福日电视机厂投产之前，“国内舆论已是一片紧缩，关于这家公司该不该建设的讨论，从福建一直吵到了北京。”更有人将合资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后来，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共同努力下，福日才顺利投产。

　　“风向球”，唐文合这么理解他工作了一辈子的福日。国门打开初始，中国经济道路到底怎么走，谁都不知道，因此存在变数，也属必然。用唐文合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自然也有人不让你摸。”在过了两年好日子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福日处境非常艰难，“几乎快死掉了”。

　　当时，彩电产量是国家规定的，每年都有一个总量指标。一家产量多了，其他家就得减少，谁都不乐意。福日在1988年产量就达到了40万台，“这就侵占了其他厂的盘数，所以我们在北京不太受待见。”唐文合说，曾有一次，他去中央经委汇报工作，一个副处长把材料摔在他面前，然后扬长而去，硬是让他坐了一上午的冷板凳。“当年，合资这块牌子，带来不少便利，也带来不少麻烦。”

　　为了拓展市场，消化掉“多余”的生产能力，福日后来主攻出口。为了避开日立合资中的条款，出口彩电全部贴上“FU-RI”(福日)的标签，而不再用“日立”，“这算合理利用规则打擦边球吧。”如今说来，唐文合还颇得意。

　　时至今日，中国彩电业在价格战中元气大伤，当年的“四朵金花”已去其三，硕果仅存的福日也难复当年之勇。对此，唐文合有自己的理解：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有与国外谈判合作的资本。“你啥都不会，人家就把淘汰的生产线给你。你自己有研发能力了，人家才跟你谈更先进的技术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