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一：“为什么采取徒手夺刀的方式？”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建水县人民医院外科住院部三楼53号病房，见到了在与歹徒搏斗过程中身受刀伤的建水县政法委副书记邹志军、县公安局副局长童金录。相比于前一天，两人的伤势已有所好转。

　　回忆了当时的场景后，两位领导说：“最主要是我们3人都是身着便装，不易刺激犯罪嫌疑人的情绪，也方便扮成普通人接近犯罪嫌疑人解救人质。而且当时情况比较紧迫，犯罪嫌疑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只能采取夺刀这一方法。”

　　邹志军介绍，他们两人在事发后，一直在探讨和反思此案发生的根源。他们认为，造成绑架小孩这一犯罪事实，是因为包工头拖欠民工8000元工资所造成。“欠薪”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值得整个社会去思考的问题。此外，民警在解救人质过程中，由于现场比较复杂，光线过暗，环境条件也有所限制，身穿便衣的民警只能冲上前去扑翻犯罪嫌疑人；加之犯罪嫌疑人情绪极为激动，一反常态，是造成这次警方一死两伤的最直接原因。

　　邹志军说，由于事发突然，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民警只能以自己的身躯把人质换出来。

　　疑问二：“为什么没有夺下凶器？”

　　根据两人的回忆，我们将现场的情形重新回放一遍，便能清楚地看到当时情况的紧迫与犯罪嫌疑人的反常。

　　11日晚10点左右，县公安局副局长童金录外出回家，刚走到公安局宿舍大门口，就见到一群人围在一起，遂上前察看。只见一名身穿白色短袖衫的男子用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架在一名10多岁的孩子脖子上，并叫嚷着让孩子的父亲赶紧送钱来。

　　“我当时身着便装，便装成看热闹的人向他靠近，待靠近后迅速伸手去抢刀。”但令童金录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左手拿着刀鞘，右手中拿着的才是匕首。他伸手所抢到的“刀”竟然只是一个刀鞘！造成这一关键性失误的原因是，当时光线非常不好，附近又没有路灯，无法看清楚。此时，犯罪嫌疑人挥刀向他胸口刺来，童金录一让，那一刀猛地刺进了他的腹部。

　　虽然前去处理的民警已经朝天鸣了两枪作为警告，但是，犯罪嫌疑人手中沾了血的匕首仍然抵在孩子的脖子上。

　　此时，坐在家中的邹志军听到外面突然传来两声枪响后，出门来看。眼前的情形让他心中一惊，没有多想便走上前去——副局长童金录已经受伤倒地，而犯罪嫌疑人正劫持着孩子向北正街购物中心方向退去。

　　童金录虽然受伤，但他还是捂着伤口，坚持迂回着靠近前去，绕到犯罪嫌疑人身后。此时，童金录还曾想到用一块地板砖向犯罪嫌疑人头上拍去。“可是，我怕一拍不中，反而伤到了孩子。”所以，童金录只好忍着疼痛与战友们包抄靠近，伺机夺刀。

　　“我和黄保奇当时都身着便装，于是也佯装成普通围观者，向犯罪嫌疑人靠近。”邹志军说，他在嫌疑人身后，黄保奇在右侧。就这样僵持着走了30余米，两人才敢靠近，黄保奇伸手去抢刀，邹志军则从嫌疑人身后扑了上去，将嫌疑人压在地上。

　　然而，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没有被迅速夺下，犯罪嫌疑人受惊后挥刀乱刺，邹志军的右大腿立即被刺中了一刀，而黄保奇则用整个身子钻进嫌犯的怀中，将孩子顶了出来，解除了危险。嫌犯狂怒之下举起匕首一阵乱刺，刀刀都刺向黄保奇的要害。黄保奇身中数刀，鲜血喷涌，仍然死死抓住嫌犯的衣服不松手，被嫌犯拖着跑出10米左右。这时，包括先前已经受伤的童金录等人一拥而上，将犯罪嫌疑人擒获。

　　“得到战友牺牲的消息后，我们觉得，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邹志军说。

　　疑问三：“为什么不向歹徒开枪？”

　　当时，犯罪嫌疑人已经处于异常狂暴的状态，穷凶极恶。民警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向犯罪嫌疑人开枪，阻止其行凶，而只是鸣枪警告呢？

　　一位民警模拟了现场的情形——首先，犯罪嫌疑人一直用刀架在孩子的脖子上，随时有可能一刀刺入孩子的喉咙，倘若一枪未能将嫌疑人击毙，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北正街正处于封闭施工的状态，地上杂乱无章，一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射击位置，加之犯罪嫌疑人的情绪非常激动，不时地走动、喊叫，很难保证射击的命中率；第三，该路段没有路灯，光线非常不好，围观者又多，怕流弹误伤市民。

　　根据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民警在处置突发事件时使用枪支的情况有：自卫、解救人质、维护公共设施、对拒捕逃跑的危险或重要人犯、确保刑罚执行、向行驶的交通工具开枪、对动物使用枪支、对无生命之物开枪等八种常见情形。但倘若在不具备开枪条件的情况下开枪，其结果很难预料。

　　“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条件限制是没有开枪的最主要原因。”这位民警说。

　　疑问四：“嫌凶与受害人有什么纠葛？”

　　建水县官厅镇牛滚堂柑子树村里，有一栋没有完工的2层半的房屋，那就是罗永付新盖的房子。犯罪嫌疑人余永强是这栋房屋的木工。多方调查显示，经过官厅镇司法所的两次调解，仍然没有拿到自己的工钱后，余永强便采取了极端手段——绑架房东罗永付的儿子罗忠道，来讨要自己的工钱。

　　去年年底罗永付的新房开工建设。罗永付经人介绍，与来自重庆垫江县的包工头桂尽伟签订了建房合同。今年2月房屋地基完成后，桂尽伟找到木工余永强，把木工工程包给了他。房子在今年5月份主体工程完工了，而桂尽伟却在5月中旬不辞而别，留下的电话也打不通。罗永付到县城找到桂尽伟的朋友，想尽办法多方联系，却都没有找到桂尽伟，所以房屋工程一直没有完工。

　　说到桂尽伟离开的原因，罗永付说，桂尽伟拿了总共3万元左右的工钱，估计钱到手就卷款逃走了，没有将工钱发给其他工人。罗永付还称：“工头跑了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房屋没完工，哪有房子没完工就付工钱的道理？”

　　据了解，余永强多次向罗永付讨要工钱，为了要钱，余永强还多次向官厅镇反映此情况。镇司法所两次组织对此事进行调解，但都没有成功。

　　罗永付一直坚持说，他把工钱给了工头桂尽伟。工头跑了与他没关系，让余找工头去要钱。8月中旬的最后一次调解中，罗永付表示，等房子完工后再支付余永强8000元的工钱。一知情人说，余永强多次给罗永付打电话，还亲自到村里找罗要钱，但都是空手而归。发生这次绑架案可能是余永强屡屡要不到钱而采取的过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