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沉浮30年

　　-本刊记者 王 健

　　盐碱滩上的奇迹

　　随着钥匙的扭动，马达“突突”声起，夏利轿车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白烟，驶上了天津大邱庄的泰山路。30岁的驾驶员邱敏一边用心地驾驶着汽车，一边和身边的丈夫、4岁的儿子轻轻地交谈着，整个小车内充满了温馨的味道。

　　邱敏一家是大邱庄普普通通的农民。丈夫在万全集团下属的一家轧钢厂做工，每月工资3000元。她每天的任务是接送丈夫上下班和孩子上幼儿园。剩余时间则停靠在马路边拉活，挣几个零花钱补贴家用。除此之外，她和丈夫都是大邱庄万全集团下属一家企业的股东，每年至少有上万元的分红。她说，作为大邱庄人我感到很自豪。不但过去自豪，现在同样自豪。

　　在大邱庄，这种兼农民、工人和股东三重身份的居民共有15000人。这些人大多在大邱庄现有的460多家钢铁企业中工作。

　　在过去的30年间，这些钢铁企业所创造的收入一直占到大邱庄总收入的99％以上。然而，谁又能想到，在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贫瘠的盐碱滩地。

　　提到大邱庄的历史，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正是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据万全街道一位60岁左右姓禹的老人介绍，那时候的大邱庄以穷著称。乡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村民中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他年轻的时候，遇到阴雨连绵，庄稼地里的水齐腰深，别的什么都不能种，只能种高粱。

　　1974年，禹作敏走马上任，担任了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摘掉头上的穷帽子，禹作敏决定“搞副业”，但是又“不知道搞什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禹作敏想到了村里唯一的一名技术工人——刘万明。刘当时刚从天津冷轧带钢厂退休赋闲在家。

　　在刘万明的指导下，1977年下半年，大邱庄集资15万元建起了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投产当年即收回投资，除还清乡亲们的集资款外，还有30万元盈利。第二年大邱庄冷轧带钢厂又赚了60多万元。有了办企业的经验，大邱庄如法炮制，以“母鸡下蛋”“滚雪球”的办法发展，到了1992年，当初的一个企业已经裂变成了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大邱庄一跃成了全国首富村。

　　靠集体经济模式腾飞起来的大邱庄，村民福利待遇实现了“乌托邦化”：用电、用气、电话、上学、住房统统不要钱。此外，村里还全权负责村民的就业，就连光棍汉的婚姻、老年人的养老善终等问题村里都负责包干。

　　“能有这个样子，是完全超过想象的，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挣几个钱，让大伙日子过得好一点，没有太大的要求。”回忆起往昔在禹作敏带领下创业时的情景，那位姓禹的老人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在大力兴建集体工业的同时，禹作敏亦没有忘记农民的根本——农业。因地制宜，禹作敏提出了其著名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说法，将农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种，鼓励有能力者系统承包。1982年的土地承包大户马德良偕夫人何文丽甚至将大邱庄的农业生产承包经验成功介绍到了法国，一时传为美谈。1983年以后，禹作敏又用了两年时间先后将大邱庄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强化“统包结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全部耕地改由4个组承包，不惜重金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全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1985年已直线降至112人，后来甚至一度降至8人。“现在在大邱庄承包种地的大多是外来人员，原来的大邱庄村民已经没有种地的了，都到工厂上班或搞第三产业去了。”那位姓禹的老人说。

　　也就是在1992年，大邱庄在村子的西北方投资10亿元建成了大邱庄“百亿道工业区”。雄心勃勃的禹作敏当时对外声称，“要投入10亿元，获得100亿元的产值。”

　　然而，禹作敏没有等到大邱庄“百亿道工业区”100亿产值实现的那一天。来自大邱庄镇政府的官方数字称，截至 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73亿元，工业总产值为40亿元。“百亿元工业区”建成后的第二年，名声大噪的禹作敏却因触犯法律，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 10月3日，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病逝。

　　禹作敏从一个企业英雄沦落为阶下囚后，大邱庄这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军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3年前的艰难改制

　　禹作敏倒台了，大邱庄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衰败。

　　1993年下半年，大邱庄改村为镇。大邱庄镇镇政府成立后，解散了原来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四大集团，成立了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四个街道办事处。原来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四大集团旗下所有的公司重新组合，成立了2 2个集团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对于大邱庄撤村建镇的注脚，大邱庄流传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大邱庄镇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明隽告诉记者，大邱庄建镇时户籍人口有4000多人，而非本地常住人口则达到了3 万多人。大邱庄的集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导致政府部门的工商、税收、计划生育、治安等社会管理职能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大邱庄镇的建立是为了打破村庄的封闭。通过国家权力接管大邱庄，减少类似禹作敏之类权威人物对正常法律秩序的干扰。”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对禹作敏的治理模式的全盘否定正是大邱庄撤村建镇的背景。

　　大邱庄建镇后的第二年，政府派人多次到江苏南部、山东诸城等地调研，最终决定打破大邱庄保持了15年之久的“ 大一统”格局。1995年秋天，大邱庄走上了艰难的改制路程。

　　大邱庄的改制是从房子开始的。据杨明隽主任介绍，大邱庄实行住房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居者有其屋，房产私有化” ，基本原则是村民不论职务、工龄，老房子按照面积、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仅 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住房实现了商品化后，大邱庄随即开始对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子女入学等14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也统统被拍卖。原来企业配发给个人的大哥大、BP机或上交或自己掏腰包购买，话费和呼叫费自理。

　　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改革，政府面临的阻力最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大邱庄有些福利甚至静海县城的居民都享受不到，比如说免费集中供暖。但必须改，不改企业受不了。”杨明隽主任说，改革后的大邱庄村民，仍然能够享受着每人每年500元的粮食补贴、免费的医疗保险和财产保险等多项福利，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每月还可以从政府领到200元的养老金。

　　“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铁饭碗，多劳多得，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杨明隽主任说，“这些改革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使企业在以后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可以轻装上阵，同时也为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福利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终为大邱庄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杨明隽主任介绍说，大邱庄确定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公司制”。为了盘活企业背负的债务，避免出现债务悬空问题，大邱庄企业改制，通过产权交易的形式，使全新机制的公司建立起来；企业有多少资产，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债务；个别资不抵债但仍然可以存活的企业，由集体承担超出资产部分的负债，实行零资产竞价出售。新成立的公司重新注册资金，由公司高层、企业员工购买企业股份。部分大企业还实行了“三社一自”的股权改革模式，由街道、有供应关系的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职工共同投资成立。改制后，大邱庄原有的197家企业全部转制为91家责任有限公司和6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改制就是富了少数人，企业都是个人的了，原来是给集体干，现在是给老板干。”这是企业产权改制后，大邱庄村民中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很快，企业改制给大邱庄带来的活力和效益就让大邱庄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企业产权改制完成的1997年当年，工业销售收入达到117亿元，生产总值16.1亿元，税收9300万元，大邱庄出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药店的老板说：“以前集体什么都管，但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产权改革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为所有人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如果没有产权改革，禹作敏当时提出的‘100亿产值’的目标不可能那么快就实现。”

　　“经济危机”后的 二次复兴

　　转眼就到了1998年，就在大邱庄人乘着改革的东风，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使得大邱庄的经济形式急转直下，企业效益严重滑坡。

　　杨明隽主任回忆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钢铁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最多的时候各种金融机构从大邱庄一年抽走的资金就有10个亿之多。”

　　此后，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到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17 亿元降到7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6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此后几年中，大邱庄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经济一路下滑。到2000年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1 .9亿元，税收4620万元。2001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仅3720多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建镇之初的水平，大邱庄的经济跌入了低谷。

　　杨明隽主任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企业门前车水马龙的景象没了，最萧条时，工厂里寂静一片，几乎看不到人。”

　　企业效益的持续下跌产生了连锁反应。香港街，这条十几米宽、400多米长，用巴掌大的六方形水泥块铺成的商业步行街，在1998年以前，以餐饮和娱乐业为主，外地厂商来大邱庄，多在这条街上谈生意。因为商业气氛浓，香港街一度被誉为大邱庄的“南京路”。然而，1998年之后，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顾客稀稀拉拉。晚上七八点钟一到，大部分店铺都会打烊。整条大街黑乎乎的，没有一盏路灯。“没有人，不关门怎么办？”一家茶叶店的女店员边回忆当时的情景边对记者说。

　　从1998年到2001年大邱庄经济的连续“走低”让很多专家都预言，中国农村的大邱庄时代可能就此落幕，大邱庄可能从此退出中国的“亿元村俱乐部”。

　　“从旧的集体经济管理模式脱胎出来的企业在改制后仍然没有完全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少企业还在沿用原来集体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手段，在过渡期突然遇到了资金危机，潜在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心一下子就散了。”杨明隽主任说。

　　深层次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大邱庄靠钢铁加工业起步、发家，其产品基本上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建材类和管材类。这种产业在短缺经济时期，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为大邱庄的巨富立下了汗马功劳。”杨明隽主任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铁业尤其是建筑业用的盘条、钢管等产品生产过剩，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很多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都难以为继。缺少资源优势、规模不大的大邱庄企业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例如，3寸以下的镀锌管属于建设部明令淘汰产品，基本上没有市场，大邱庄的86条生产线绝大多数只能处于闲置状态。”

　　现在反思大邱庄的改革，杨明隽主任感慨万分。他说，假如我们不进行企业改制，大邱庄恐怕度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也更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通过大邱庄人的努力，企业产权关系逐渐理顺。从2002年开始，国家经济逐渐复苏，整个钢铁市场形势变好，整个大邱庄的企业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经受住了金融风暴的考验，更加坚定了大邱庄人打造“钢铁大邱庄”的信心。“只有不行的企业，没有不行的行业。大邱庄通过产品结构改革，增加技术含量，来提高市场竞争力。例如我们这些年先后发展了石油奎板项目、造船用的球扁钢项目和小无缝钢管项目，这些项目都属于国内先进技术。”杨明隽主任说。

　　超前的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使大邱庄的经济重新驶上了快车道。从2003年开始，大邱庄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四级跳”：2003年，财政收入0.72亿元，2004年财政收入1.56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2007年销售收入高达318亿元，财政收入3亿元。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工贸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96.5亿元，新增投资达36亿元。

　　实现经济的二次腾飞后，大邱庄人抛弃了“天下第一庄”的美名，开始打着“中国焊管第一乡”的名号对外宣传。有数据显示，大邱庄的热轧薄板、热轧窄钢产量占到了全国三分之一强，焊管更是占到了全国产量的近1/4，当之无愧为全国最大的焊管生产基地。

　　大邱庄模式的新难题

　　“应该说大邱庄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但是总体方向是对的。这点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大邱庄政府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假如不进行企业改制，仍然坚持集体经济的老路子，大邱庄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不好说。但是华西村没有改制，不是也发展得挺好吗？”这位官员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式趋向上，国家显然更倾向于大邱庄改制后的发展模式。

　　2007年3月，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行官员到大邱庄进行调研，对大邱庄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中国新农村发展的方向”。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说，新农村建设不是通过易地建房来实现城镇化。房子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种地要跑几十里地？况且种地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大邱庄首先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实行了自由创业，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城镇化，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大邱庄经济发展模式被认可的同时，新的问题和矛盾随之而来。

　　从2006年开始，不断有村民到大邱庄政府上访。据满井子村一位村民介绍，他们一直上访是因为钢厂的污染问题。

　　记者在百亿道工业园看到，百亿道两侧除了云集着门类齐全的炼钢企业外，还有镀锌、制铝等重度污染企业，一些厂区烟雾蒸腾，一家镀锌厂甚至飘出黄色的化学烟雾。在百亿道上，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重型卡车不时地从身边呼啸而过，身后卷起漫天的灰尘，留下刺鼻的尾气。

　　沿着百亿道工业园，有一条宽约50米、长约数千米的排污沟，黄褐色的铁锈水铺满了整个河面，一眼望不到头。河堤两侧，被铁锈水浸泡过的野草一片焦黄，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

　　令人欣慰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大邱庄政府的重视，开始着手解决环境上的“欠账”。杨明隽主任告诉记者，现在政府要求所有企业必须安装污水处理设备，同时通过对炉窑改造，把煤转化成煤气。静海县环保局专门在大邱庄派驻了一个监察大队，进行环境监督。一个日处理量1万吨、投资6600万元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在去年10月26日建成投入使用。

　　对于目前环境污染处理的现状，大邱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两年政府确实重视环保了。但是四百多家企业，一个污水处理厂哪里够用？他们白天不排污水、废气，晚上偷着排，政府忙得过来吗？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让大邱庄头疼不已。比如土地，在企业改制之前，大邱庄的土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在改制时，由于农村土地无法流转而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村民不愿意出让土地，当时不得已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土地出租的形式。”杨明隽主任说。

　　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后，一些农民又翻出企业改制时的“旧账”，向大邱庄政府提要求，要求增加租金。“我们被占的土地一年只能分到300元。”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同样难缠的还有户籍问题。大邱庄改村设镇后，至今只是在名义上实现了城镇化。来自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大邱庄镇目前总人口7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5万人，外来人口5.5万人。“在这7万人口中，城镇人口仅仅占两三千。因为大邱庄镇成立时是从静海县各部门抽调的工作人员，因此就连大邱庄镇镇政府的九成以上工作人员都不是大邱庄镇的城镇户籍。 ”杨明隽主任介绍说。

　　杨明隽主任说，因为农村户口上附加的村民福利，至今很少有大邱庄村民主动提出转为大邱庄的城镇户口。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要想加入大邱庄的城镇户口，门槛却在日益提高。15年前，刘雷和妻子来到大邱庄务工。在他的记忆里，1995年前后只要拿10万元在大邱庄买房就可以加入大邱庄城镇户口，现在水涨船高，购房的价格已经提到了 100万。

　　为此，他至今漂在大邱庄。

　　大邱庄本地村民被政府要求转为城镇户口而不愿，外来人口想入大邱庄城镇户口而不得。就这样，大邱庄人至今在城里人、农村人的夹缝中生活。因为城镇人口太少，大邱庄也依然徘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企业改制对大邱庄来说显然只是个开始，大邱庄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记者离开大邱庄时，一场罕见的暴风雨袭击了大邱庄。大邱庄镇镇政府大院内顿时成了泽国。来往政府办事的人纷纷卷起裤管、提着皮鞋涉水出入。30年来，这个曾经的“华夏第一村”就是摸着石头这样走过来的。过去，大邱庄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将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邱庄更是一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