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为何补贴民办学校

　　两年前，嘉定区教育局带队去浙江宁波市考察民办教育，陈孝大随队出行。当地一个县教育局长介绍说，老板有钱买地盖学校但是很难招到好老师，教育局让他们在公办学校里挑，而且1/3教师工资由公共财政买单。

　　“这样国家的钱不是跑到老板的口袋里去了吗？国家不是吃亏了吗？”

　　那位局长答：“如果没有这个私人老板来办学校，这些学生的教育经费都是政府掏，现在政府只掏了1/3，赚了呀。”2006年9月出台的《宁波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明确规定，“对实施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按本市户籍学生人数，给予不少于相对应的公办学校生均教育经费1/4的补助。”这在全国属首创之举。

　　在嘉定区物价局的调研报告中，记者读到这样一组数据：民办学校学生数量为：小学2507人、初中4258人、高中1153人，分别占全区总学生的11%、24%和14%，尤其是初中比例几乎占了1/4。

　　这就揭示了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基本事实，它是一种大众教育，而大众教育理应由公共财政买单。社会的发展是贫富悬殊，社会有先富阶层，也有弱势群体，但政府作为平衡大局的宏观管理者，不能偏颇，政府制定的政策永远是为大众服务的，均衡分配资源，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利享受公共财政提供的均等服务。

　　公共财政对私立学校进行资助是全球普遍现象。荷兰自1989年起对私立学校提供全额援助，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卢森堡、新西兰、挪威、英国等国为私立学校提供占私立学校全部经费75%~95%的资助，日本的私立学校经费中，来自政府的资助大体占10%。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也支付私立学校全部经费的75%。

　　教育投资不能只归个人

　　然而，一个事实是，现阶段民办学校学费高，基本上集中了中国先富阶层的子女，而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依然稀缺，免费义务教育也不过是今年才全面铺开，这一基本矛盾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的公共财政还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资助民办学校，但问题已经不是政府是否资助民办学校，而是资助多少的问题。

　　嘉定区物价局便在其调查报告里写道——

　　提高民办学校的学费并不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有效办法，因为过高的收费不但限制了生源的质量和范围，而且还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教育既非纯粹的公共产品，也非纯粹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者说教育既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所以，教育的投资不能只归于个人，或只归于政府。由个人、家庭和政府共同承担相对应的教育投资责任和义务，是当今国际上普遍遵循且一致公认的基本准则。政府在民办教育的成本分担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调查报告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优惠地价，提供师资、政策、校舍场地、资金及下拨生均公用经费来分担民办教育的成本，甚至可以向全区中小学生发放同等待遇的教育券，学校凭收回的教育券向教育主管部门领取相应教育经费，学生自由选择公立或民办学校就读，券随人走，钱随券落，确保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享有同等的财政供给，把现行的暗补变为明贴。

　　“国外私立学校，收费也不是很高的，学校运行不是全靠收费，而是来自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这样普通家庭人家也能分享优质教育。”陈孝大说。

　　民校的“非标”功能

　　既然公办、民办政府都要投钱，那办民办有何益？

　　在上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已经摆在教育行政主管们的面前，特别是公办教育资源出现局部过剩的今天，有人便提出通过“规范管理”，逐步控制和减少民办学校的数量。如此言论，被一些受访者认为，是把上海民办教育推向万丈深渊。

　　如果仅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利益出发，确实“害怕政府对民办学校失控，特别是民办学校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的时候，这种心理不平衡表现得更加明显”，当部门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显然没有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动力，“财政不足时欢迎你，财政富裕了就踢开你”。

　　对此，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在今年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严肃驳斥说，近代上海素有“教育万国博览馆”之美称，当时国内外各种教育流派纷呈，不同的教育模式在上海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多元化、国际化教育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标志。发展民办教育不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不够的“拾遗补缺”，而是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

　　9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和8位基层教师座谈时便指出，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不仅能上学，而且要上好学，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绝不意味着把学校办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在陈孝大看来，举办民办学校正是实现总理讲话精神的重要体制保障。

　　“民办学校不仅是筹集教育资金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机构，是教育探索的创新主体力量。”陈孝大说，古往今来，最有特色的学校几乎都是民办学校，最杰出的校长都来自民办学校，从孔夫子到陶行知，都是以民办学校著称的。

　　朱永新先生便将陈孝大的教育探索概括为“非标教育”，朱说，我们的教育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考试，把本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学生培养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无穷的烦恼，而陈孝大的教育理想是让教育适应孩子的个性，而不是让孩子适应统一的教育。

　　半生不熟的公益游戏

　　9月9日，教师节前一天的座谈会上，温总理还说，他非常赞同教育资金的来源多样化，企业家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企业的收益回报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教育。

　　陈孝大颇为总理这番话叫好，因为只要企业家举办民办学校，“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慈善家”，国家不承认民办教育投资者对民办学校拥有产权，“投资民办学校，资产增值了不可以变现，亏了那就倒霉，学校关门了，只能拿回去自己投入的那一部分，最好的情况是拿回自己的本金，利息想都不要想。”

　　也就是说，民办学校的最终方向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这是一场公益游戏，只不过现在还处在政策探索期，比如2003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就允许民办学校投资者拿“合理回报”，用经济回报“促进”企业家办教育。是有投资者以合理回报的名义从学校里把钱拿出去，但陈孝大提醒说，“这是违法犯罪了啊，合理回报谁给你评估的，真的从办学结余里拿走的吗？”事实上，绝大多数民办学校没有结余，“小心以后被抓尾巴”。

　　陈孝大在办学章程里明确写明，不要“合理回报”，不只是为了免交33%的企业所得税，关键是他看清楚了民办学校的公益属性，“我也发觉，很多企业家办民办学校，到后来也明白了，他占有这个学校的资产与否不重要，而是有使用权，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倒不是说，他要从里面赚钱，吃多少，穿多少。”

　　陈孝大开玩笑说，现在他身上也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拥有慈善家的属性了。教育家办学成功，他在国内实属罕见，“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教育家大多没钱兴教办学，好在他身后有夫人支持，他办学的数百万投资都是夫人90年代投资房产所得。目前政策只允许“大款办教育，而且大款必须在决定投资那一刹那变成慈善家”，显然，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办学环境。

　　学校应是教育家施展教育理想和抱负的舞台，陈孝大建议，各省市协调银行和教育厅共同组建专门的民办教育担保公司，让孔子和陶行知在今天也能够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