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正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而最为关注这一焦点话题的，无疑是中国成千上万名“村官”。因为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专家们普遍表示，这也标志着今后几年中国的改革重点将由城市转向农村。站在新的起点上审视中国农村改革，将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点。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中最负盛名的三个“明星村”——南岭村、华西村、大邱庄，它们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曾面临的困局和发展方向，而“明星村”的改革也更具标本和参照价值。昨天，三个明星村的掌舵人分别接受记者专访，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农村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等热点话题进行解读。

　　文、图/本报记者肖欢欢、杜安娜 （署名除外）

　　南岭村

　　张育彪：城乡一体化还需要加快

　　村支书张育彪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标兵”、“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11月当选为广东省十届人大代表，这些都是年仅34岁的南岭村村支书张育彪获得的殊荣。如果说在广东，有哪个农村“富得流油”，并且在全省的名头最响，那非深圳南岭村莫属。

　　南岭村纪事

　　在深圳市的地图上，南岭村并不起眼，位于深圳市中部，面积4.12平方公里，原村民800人，但它的经济总收入却让人咋舌：早在2006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2.3亿元，纯粹收入1.3亿元，人均纯收入15万。这里曾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当地人讥笑为“鸭屎围”（猪圈）。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走向深化阶段，深圳特区建设一日千里。有一天，贫穷的南岭村突然有了30万，这是国家的征地补偿费。在当时，30万在农村是个相当大的数目。老书记张伟基劝说村民们把这笔钱留下来作为集体资产来办工厂。从最开始与内地一家电子厂联合办厂，到合资、独资厂接二连三问世。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南岭一口气办了37家合资、独资及内联企业。1998年南岭村集体固定资产从原来的7.5万到现在的十几亿。南岭村完成了彻底的大翻身。

　　张育彪深深明白，正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才有当初的大发展。

　　他说：“南岭村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发展比较快，在全国农村来说，是最早一批迈入城市化轨道的。在广东省内来说，我们也是提前奔了小康。广东以前有个目标说，2010年全省迈入小康，我们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是朝着中康大步迈进了。”

　　南岭村从1982年开始搞工业化，从那时开始，所有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民间有个说法，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南岭村正是利用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地理优势，因地制宜，把工业发展好了。”张育彪清楚时势造英雄的道理。

　　村民凭土地成股东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受益匪浅浅。”张育彪坦言，2004年，他们由一个地道的农村变成了深圳市的一个环境优美的社区。

　　然而，他也感觉有些尴尬：南岭村现在已是深圳关外的一个社区，性质上来说，不属于农村，但目前状况是，说农村不是农村，说城市也不能完全算城市。在农民收入、生活水平、市政配套设施上来说，和深圳关内居民还有很大的差别。他感慨到：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张育彪表示，南岭村现在总共还有20亩农田，但这些不用作粮食生产，只是作为学生的教育基地。可以说，传统农业在南岭村已经日渐式微。南岭村的土地很早以前就已经转化为资产，然后按股份划给村民，村民也是股东，这是南岭村对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一大创新。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要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现在看来，我们已经走在国家的政策前面了，这也说明我们过去走的这个路子是对的。”张育彪也有自己担忧的地方。“以前说深圳原住民可以靠出租赚钱，租给那些在深圳工厂的工人。但现在很多工厂都已经搬走了，厂房也租不出去。在这些地方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困难很大。”

　　农村政策需要“打补丁”

　　张育彪完整地记下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上关于“城乡一体化”的一段话：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应该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目标，希望将来深圳关内外，城市和农村能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水平。

　　说起来，南岭村城市化已经三年了。但这里与特区内市民享受的待遇还有很大的差别，没有实现真正的同等。说到底，我们还是‘村民’。从今年开始，深圳市民在市内可自由迁移，就有龙岗区的迁到罗湖区的。”

　　“目前，南岭村已经没有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了，之前未开发的土地已经转给了政府，南岭的社保、市政工程等政府都已经接手。 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小了，发展存在困难。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然而，让张育彪感到有些烦恼的是：“现在全球经济倒退，工业发展受阻，以前外企在这里剩下的一些厂房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现在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有许多旧厂房的房产证办不下来，即便租出去价格也大打折扣，本来30元一平方米的可能会缩水到20元一平方米，吃亏的最后还是村民。这些旧厂房的利用，也成了深圳的一个'旧改'问题，目前将这些厂房改为商用，或者作为房地产开发，有许多障碍。如果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在‘旧改’政策上放宽限制就好了，这也就相当于在原来的农村政策上打上了补丁。尤其是对基层农村来说，这样的补丁更重要，因为基层农村要突破当前的限制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

　　华西村

　　吴仁宝：81岁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老书记吴仁宝

　　吴仁宝至今仍然是中国炙手可热的“村支书”，他曾任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等职，在他的带领下，华西村一跃成为闻名中国的“天下第一村”，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堪称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吴仁宝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有“农民政治家”、“农民企业家”、“农民思想家”之称。他还应邀列席了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

　　华西村纪事

　　号称“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至今仍是中国农村发展最成功的样本之一，华西村在中国的名气之大勿庸置疑。30年间，伴随着“究竟华西还能富多久”的质疑，华西村一直挺了过来。作为出席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列席代表，吴仁宝昨天第一时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了他对中央即将出台的农村政策的解读和期待。吴仁宝告诉记者，思路指明出路，思路决定财路。“很多人问我，华西村和全国其他农村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你们能先富并且一富就是30年？我认为秘诀在于，华西村始终把中央的农村政策结合华西实际，以最快的速度贯彻到最基层。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国家方针政策怎样调整，都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华西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次，吴仁宝作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领域代表列席了全会，亲眼目睹了全会讨论农村问题的热烈现场。他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很振奋，觉得大有奔头。

　　“我今年81岁了，出席过不同层次的会议，但列席中央全会还是头一回。这体现了中央领导人对一线同志的尊重和重视，是党内民主的表现。我的感受是，中央对农村问题的严峻程度和破解办法都进行了充分准备，我相信当前我们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难题都能解决。”

　　吴仁宝表示，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并制定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等基本目标。而对于这一目标，华西村要提前翻一番。

　　“有目标是个好事，争超这个目标，确实能催人奋进。现在不光我们华西的农民有钱了，我去过不少地方，那里的农民精神面貌变化也很大，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国家也提出了新的农村发展目标。华西村也有了自己的目标。我们正在建设一幢空中新农村大楼（名列世界第15位、74层、328米高），一个龙东湖小区，一个商贸城小区，一条商业步行街，一座牌坊文化园，一条空中索道。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对于华西村今后的前景，吴仁宝的发展大计了然于胸。

　　而华西村向记者出示的一组数据显示，3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华西的销售是108.93万元、交税是28.18万元、可用资金是55.3万元。而今年这个“小村”的目标是销售收入超500亿元、交税超11亿元、可用资金超3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