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像“鞭尸”

　　他们想把蒋中正拉下神坛，却用了和蒋中正一样的方法，蒋介石铜像最后被切割成三十多块，分别装车运走。“这分明是鞭尸。”

　　仅仅10年前，“中正”还围绕着台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正是蒋介石在台湾更被接受的名字。

　　“中正路”，配合着政治气氛，被大量命名于台湾各乡镇。旧版的纸币，蒋介石肖像居中。蒋介石的铜像，大量竖立在车站、各级学校及各公共机关。全台湾有数以十计的学校以“中正”命名。1981年出生的林帆还记得，上小学时，进校门第一件事，是向校园里的“蒋公铜像”敬礼，如果没敬礼，就会被“纠察队”记名字。

　　即便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洪秀柱也承认，“以前的教育，对‘两蒋’到了神化的地步，是过头了”。

　　如果说火烧行馆堪称“运动”，那么“去蒋”之初，主事者的手法则要温和得多，甚至还似乎尽得人心。

　　“介寿路”隐含“向蒋介石祝寿”之意，也零星分布于台湾部分乡镇，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在“中华民国总统府”前。“两蒋”时期，气氛严肃时，民众曾经必须低头而过，摩托车和自行车也曾被禁行。

　　1996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期内，用台湾土著“凯达格兰人”替代象征威权的“介寿”，于是有了凯达格兰大道。彼时，他还废除交通禁令以实践“空间解严”的精神，博得台湾各界民众的一致赞许。

　　即便像朱蕴辉这样觉得“两蒋”才算得上是“我的总统”的人，也承认，“两蒋在人们心里已经渐渐淡化了”。所以，当一条条“中正路”被改名时，很难说这不是世道人心。

　　不过，长期问政于台湾“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洪秀柱发现，渐渐地，台湾的教科书不再包含关于“两蒋”的任何内容，台湾的小孩子只知“选票”而不知蒋经国的“十大建设”。

　　“拿到政权，就拿到了历史的解释权。”洪秀柱说，“这样彻底的修改教科书，是可怕的教育。”

　　当世道人心转而变成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能量时，当历史过往变成现实的选举议题时，激烈对峙就渐次展开，激进去蒋首从军队开始。

　　台湾的军中五大信念“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主义、领袖”两项被废止了，因为这是蒋介石1953年在“陆军参谋指挥学校”宣布的。《黄埔校歌》被停唱了，而且是“停止在所有正式场合传唱”，因为黄埔是蒋介石所创，而且“歌词党性十足”。

　　甚至连队会议室的“两蒋”遗像都统统取下。军中的蒋介石铜像，能拆的立刻拆，一时拆不掉的就用帆布包起来，下达命令的“国防部长”李杰说：“为什么不拆？我的位子是很难的……现在的反对党下一次执政了，叫我再拿出来嘛！”

　　以至于某位海军退休将领子女婚宴，请了李杰夫妇，却只安排堂堂“国防部长”忝陪末座“散客席”。台军老兵，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抗争。

　　拆铜像，不仅在军中，更是遍布全岛。当年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发动“蒋公铜像捐献活动”，全台湾民众集资，建起了数百座蒋介石像。现在，执政的民进党要拆光它们。

　　2007年3月13日下午，高雄市议会通过决议，去除“中正文化中心”的“中正”二字，拆除中心内8米高的蒋介石坐像。高雄市议员童燕珍、王龄娇、吴益政爬上起重机车顶，企图阻挡拆除，四百多名警察展开多次驱离，将人架下。抗议民众叫骂声四起，夹杂着哭声。突然“哐当”一声，周周立即安静下来，正拆下的“中正”铜字，被绳子吊着，砸到了脚手架，在半空晃荡。

　　蒋介石铜像最后被切割成三十多块，分别装车运走。“这分明是鞭尸。”童燕珍说。“他们想把蒋中正拉下神坛，却用了和蒋中正一样的方法。”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本省人何彩满说。

　　没有“两蒋”的日子

　　“我全心全意付出为台湾，但还是得不到谅解。”

　　蒋介石的侍卫应舜仁，一直记得蒋介石去世那晚的雷雨。

　　“我听到楼上的第一个哭声，是夫人(宋美龄)哭的。接下来就是经国(蒋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明明月亮很大、很亮的，但雷雨却下不止，倾倒一样。”

　　几日后，蒋介石的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满是下跪的民众，穿着孝服，哭得很伤心。

　　“没有组织动员，大家其实都是自动自觉。”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回忆，“对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来说，蒋‘总统’就是心里惟一的依靠。现在他突然倒下了，人们大吃一惊：没有领袖的日子，要怎么办？”

　　某种程度上说，从蒋介石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起，台湾的“去蒋”就开始了，不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去蒋”，而是世道人心的“去蒋”。

　　那几天，《联合报》的记者在中正机场(现在也已经改名为“桃园机场”)采访了一个美国人对蒋介石去世的想法，美国人说：我们有过那么多总统，任何一个去世了，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你们只有这一个总统，当然伤心了，你们没有经验啊。

　　三十余年过去了，对台湾的普通人来说，“没有领袖的日子怎么办”早已不是问题，在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下，不是人民要依赖领袖，而恰是领袖要依赖人民。

　　对“两蒋”的忠诚还不至于消失殆尽。“两蒋”暂厝的桃园县大溪镇，地方依然叫“陵寝”。2007年12月23日，最后一班仪仗队卫哨交接撤哨后，曾经负责“两蒋”陵寝维安的退役中将罗文山，带领一众坚持留守，“我们黄埔子弟组成自愿军，在这里搭帐篷，我们愿意站岗排班，日夜守卫陵寝”。

　　马英九不久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将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概括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而他评价蒋经国，则是“重视经济、民生，勤政爱民”。

　　实际上，在台湾近年的几次民意调查中，蒋经国都位列“最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之首。感念蒋经国的就包括台湾云林县台西乡的民众。台西乡是蒋经国第一次下乡视察的地方，1950年台西乡爆发沙眼大流行，他要求卫生官员尽速处理，免费配药。乡民谈及往事，常常老泪纵横。

　　相比之下，无论是送灵车时民众的素服，还是台西乡民纵横的泪水，甚或没听过“两蒋”陵寝的年轻人，都要比“去蒋”“尊蒋”的政治姿态，真实得多。

　　1987年的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民进党籍“国民大会代表”高举白布条，大声抗议。喧哗中，蒋经国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代为宣读演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

　　给蒋经国推轮椅的，是马英九。他后来回忆说，离开会场时，蒋经国“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19天后，蒋经国去世。

　　“我全心全意付出为台湾，但还是得不到谅解。”蒋经国曾对身边的人说。

　　他曾试图谅解别人。1986年的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那天，情报部门负责人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权衡再三，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的话，代表了绝大部分反对“去蒋”的台湾民众的立场：“无论蒋该不该去，起码方式太粗暴了。”

　　“后人这样对前人，让人心凉。”张作锦说。